敕勒川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前人致力于地方的发展、民众的安居乐业。在他们的治理与带领下，使得敕勒川这片土地上经济不断发展，文化不断繁荣。文山便是其中之一。

文山，满族，镶白旗人。清咸丰元年（1851年）曾任萨拉齐厅理事通判，同治五年（1866年）和同治十年（1871年）又两任萨拉齐同知，三次主政萨拉齐十几年。在从嘉庆四年（1779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73位通判同知中，唯有文山被人们传颂至今。

文山的政绩始于同治年间，曾任归绥道台的钟秀（字石帆，满洲正红旗人），曾上书陈述口外五厅（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在管理上的难度，一是“广于分壤，实有鞭长莫及之虞，则难于控制”；二是“劳于耕作而薄于收成”；三是“口外为盗贼渊薮，而缉捕甚难”；四是“事权不一，办理诸形掣肘”。为此他提出，选拔得力官吏，提高政区分级是扭转这种混乱局面的重要途径。在当时的口外五厅中，矛盾最为突出的是萨拉齐厅，幅员最为辽阔，政务最为繁难，故有“萨拉齐的官，管得宽，西至大后套，东至黑河岸，北至后草地，南至大南滩”的说法，为此，钟秀要求将萨拉齐厅由通判厅升为同知厅，他的这一奏本得到批准和实施，于是文山二次被选拔任用为萨拉齐厅同知，官至正五品。据史料记载，文山先生受儒家文化熏陶，具有儒家“治世”的政治理想。

清同治六年（1867年），黄河在今包头市东河区磴口村决口，东流75公里，萨拉齐境内一片汪洋，面对“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黄河水患，文山先生在前期筹款的基础上，于同治九年（1870年）在包头东河区东兴村对岸筑坝，逼黄河三流为一，萨拉齐段河道得到有效治理。黄河南移后空出腴田四万余顷，成立新村80余处。同年，因水涧沟洪水常常浸漫萨拉齐，文山组织水涧沟门的群众开凿石门，控制洪水，最终开凿出长20米，宽1.7米的石门，当地百姓引沟水浇灌田地，日可灌地百余顷。咸丰年间，五当沟河槽两侧有东园和沙尔沁两村，常因浇水而发生纠纷，打架斗殴，闹出人命之事时有发生，致使萨拉齐厅积案累累，长期得不到解决。文山上任后，亲自实地勘测，在五当沟口筑起蓄水池和分水槽，将沟水平均分成两股，一股流入东渠，解决了东园村的灌溉问题，一股流入西渠，沙尔沁的农田得到灌溉，其余各村都按股份浇灌，从此再无纠纷。后来两村人在沙尔沁东门里奶奶庙正殿内为文山塑像，并刻石立碑。

同治七年（1868年），陕甘回民起义军东进，同知文山“筹设团防局倡议筑城”，此事动议于同治六年，七年动工，九年建成。据史料记载：“城垣厚实古朴、坚固，高需仰望，宽能跑马。外可目测数里异动，内可统揽市井人烟。”城垣周长4520米，高6.7米，基宽4米，顶宽2.7米，女儿墙高1.8米，有3600个垛口，28个炮台。东门为泰来，取否极泰来之意；南门为永清，期盼黄河永远清澈宁静；西门定远，取平定远疆之意；北门磐安，意寓萨拉齐稳如磐石。在建设城垣的同时，文山还重新维修了衙门，完善了皂、捕、快三班衙役，规范了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萨拉齐逐渐形成城防坚固，街巷众多，市场分明的绥西重镇。

同治八年（1869年），“邑同知文山暨绅商李聊香等因在筹办团防建筑围堡的经费中撙节提出制钱六千串，发商生息以七百二十串作为书院经费，呈奉上笔批准”建成育才书院，院址在关帝庙东，就是今萨拉齐大东街小学的前身，文山自任育才书院总监，首届便招生80余名，修学期限为4年，是萨拉齐历史上第一个官办学堂，也奠定了萨拉齐在归绥教育中的地位。据史料记载，文山一次捐银600两，利用发商生息维持当地慈善机构的运转。同治九年（1870年），文山修建大坟，“置义园名恤阴会，以妥旅榇”，“归绥凡此善举发轫于文山者居多”。文山不仅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而且对于百姓的事情更是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处理，对于因家庭琐事引起的纠纷，文山总是和颜悦色地劝告：“自古官清吏不清，久打官司家业损。”对于孤寡贫困者，文山也常常慷慨解囊，为此在他离任时，手中分文未有，萨拉齐“大行”（商会）集股送他路费才得以成行。

“政声人去后，闲谈民意时”，文山先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故事，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忘却，他的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官风反而一直被人们传诵。

                                                                            （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