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供应地。祖国西北盛产的皮毛、粮油、药材、矿产等通过黄河水路运输，在包头南海子码头集结，再由陆路转运京、津，乃至出口欧美。“皮毛一动百业兴”，带动近代黄河运输业的繁荣，同时造就了包头“水旱码头”的辉煌。
那么盛极一时的南海子码头是如何进行行政管理的？这种以河运事业为中心的商业码头在管理模式上与同时期的包头、萨拉齐、托克托等工商业城镇有何区别？这既是历史研究的课题，也是理解近代中国商业变迁的关键。同时也是地方学者们所未涉足的一个课题。
当年，南海子河运事业由官方和民间行会组织双重管理。官方的管理形式承袭自毛岱官渡的机构设置，配有骁骑校1人，旗兵15人，官船2艘。主要职责是稽查违禁货物、递送公文，以及对军用渡船进行安全检查。1926年，土默特旗务衙署在官渡基础上设立了“南海子官渡巡查事务所”，负责对绥远地区所有渡口的巡查和管理，如对船筏制作、开业、渡运、收费和票据填发等进行监管。
南海子河运事业的民间行会的管理组织是行会，即从事黄河水路运输的船户们结成的社团。该组织时称“河路社”，地方史料中对于南海子河路社的介绍几乎是空白，直到20世纪40年代，一批日本学者开始对河路社及其运作机制进行研究，揭示了其内部复杂的互助合作与利益分配机制。
1944年秋，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在“学术研究会议”的资助下调查了南海子，他收集了南海子禹王庙及附近店铺的碑文、匾额，并对熟知地方掌故的人们进行了采访，同时也参考了地方史志资料，这些内容后来收入他的著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上妻隆荣，是日本山口高等职业学校的职员，他于1941年调查了南海子，后撰文《南海子水运的行会组织》，发表在《东亚经济研究》。高桥荣一在《黄河上游流域概貌》一文中也有涉及南海子的部分调查内容。此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天津事务所调查课撰写的《绥远省交通》《包头经济形势》等也有相关论述。
包头地区的专家学者很早就注意到类似资料的重要性，包头市政府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现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胡云晖，先后对近二十万字的日文史料进行翻译，成为研究包头经济史的重要依据。笔者近年来对包头市的黄河文化较多关注，也收集到一些南海子河路社的日文资料，下面就据此对河路社的历史做一个梳理。
一、河路社的机构及建置
河路社在碑文中出现的不同称谓。根据现存资料来看，河路社最早出现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河神庙（禹王庙）碑文中。它以“阖社”的名义为河神庙敬献了“禹王圣帝”的匾额。咸丰七年（1857年），包头文昌庙的碑文中首次出现了“河路社”的名称。光绪六年（1880年）和民国十五年（1926年）又再次以“阖社”的名称出现。民国以来，河路社一度被称呼为“船务公所”。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改头换面为“村公所”。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些繁杂的名称。“阖社”在村社和商业行会中使用得比较多，南海子的“阖社”则将以上二者都包含了进去。“村公所”类似今天的村委会，“河路社”“船务公所”是纯粹的商业行会组织。河路社之所以有这么多繁杂的名目，是因为它既是船户的行会组织，同时又兼理南海子村内的行政事务。河路社的这个特点，源于南海子村民几乎都是河运从业人员的特殊状况。这是码头村落在行政管理上与农业村落的显著区别。
河路社的管理对象。据南海子村公所的资料显示，1934年，南海子村常住居民180户；1936年9月，村中的常住居民有175户1050人，此外还有2000人的流动人口（临时务工人员）。他们多为船户、船夫、船牙行、船木匠、搬运工、车户、渡口经营者、码头管理者，以及皮毛经营店、旱烟店、杂货店、粮店、马车店等商家。河路社的管理对象是整体南海子的全部居民及部分农民。
关于河路社社址考证。从清代到民国，河路社的办公场所一直设在南海子河神庙东、西两院的厢房内。河神庙最初祭祀着禹王、河神、龙王，同治十年（1871年）躲避战乱的甘肃移民带着关帝立马铜像迁徙到了这里，为了安置关帝像，又增建关帝殿三间，同时请回了鲁班、财神的塑像。
河路社之所以要设在河神庙，是“权利神授”的传统观念使然。也就是说，河路社是代表操纵黄河意志的禹王、河神来管理河运事务的。另外，河神庙的这些神像各自都有不同的献祭群体，如船户、船夫为祈祷航路安全而祭祀禹王和河神，农民乞雨时祭祀龙王，木匠尊鲁班为祖师，商人求财运而武财神关帝爷（文财神为比干）。可以说河神庙是南海子权利与人员结构的象征。
河路社的人员配置。鼎盛时期的南海子，每年出入港口的船舶总数约为2000艘。以1930年为例，羊毛年交易量60万斤、甘草年交易量50万斤、杂粮年交易量700万斤、红盐年交易量144万斤、杂货年交易量800万斤。河路社要管理如此庞大的业务，且还要操办南海子村内的行政事务，因此它对成员的身份要求就相对严格。能够跻身其中者都是清一色的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船户，车户、木匠、普通店铺甚至船夫和船牙行都没有资格加入这个组织。
河路社的常务管理人员由总领、甲头、村长组成。总领是河路社的最高级领导，由持有4艘以上船只的大户轮流任职，每年一届，每届由正、副两名组成。据河神庙光绪五年（1879年）的碑文上记载，总领是“公举”出来的，就任时须得到萨拉齐厅衙门的许可。今堀诚二推断，总领先由大户们公举，再报送官府备案，也就是说这种基层治理模式是上下协调的结果。总领在民国建立以后改称为“会长”，但是实质没有变，形式也依然是正副两名。
总领以下有负责日常工作的甲头（清代为1人），由持船3艘以上者轮流任职，每年一届。从河神庙光绪五年的碑文来看，甲头也是公举，须官府许可，与总领共同“董理厥事”（办理公务）。此外，甲头还是地方保甲体系中的一员，所以他的官方色彩更浓厚一些，日常工作量也比总领多。碑文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官军平定以马仓为首的数千人蹂躏南海子的事件后，甲头王其威代表全村对官军将领的英勇行为树碑颂德。此外，河神庙里还保留有1926年歌颂甲长刘高陞德政的匾额。甲头曾改称为“甲长”，民国以来又称“社长”，1930年有4名社长。
1929年后，随着绥远省乡村制度的改革，各村又设立了村长。南海子村的村长是从有实力且持船3艘以上年富力强的船户中选举产生的，地位在总领（会长）、甲头（社长）之下，共3人，专司河路社、码头、村内的治安维护，类似清代的“地保”。可见河路社完全是在大船户的专制下运行的。
二、河路社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
（一）管理作用
河路社在码头运输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河路社的总责是处理繁杂的码头事务。正如光绪五年的碑文所言：“包头东贸北易，西渡南游，水陆交驰，商贾辐辏，人繁事剧，因立码头议设河路社”。具体职能如下：
行政管理方面：登记船户、船夫的基本信息，发放河运签证；对停泊在码头的船只进行规范化的管理，维持码头治安；规定河运的标准费用；代替官府征缴赋税摊派，征发徭役；代表河运界及全体村民向官府呈报政治诉求。由此来看，河路社实际承担着官府和南海子中间人的角色，这些既对上又对下的工作占了其日常工作的大半部分。
仲裁河运纠纷方面：南海子码头的货主和船户发生纠纷时，很少去地方上的司法机构进行诉讼，他们总是带着这些纠纷到河路社去寻求调解。这种三方协商的惯例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国晚期。河路社在听取双方的陈述后，依据河运事业的习惯法对各自的损失金额、应偿金额、支付能力、支付方式等做出仲裁。这些习惯法是从大量的纠纷案件中总结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约束性，大致包括：1.因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船沉货毁，船体视作船户的损失，物品视作货主的损失，双方概不相互追偿。同时，船户放弃一切剩余费用。2.如遇土匪抢劫，船户虽尽力保护运送品，但货物和船体仍被掠夺一空，双方概不相互追偿。3.遇有不完全无法抗拒，但又接近无法抗拒的事情发生而货物受到损失时，结合实际情况，船户按照运输物品总价一到九成比例，对货主予以赔偿。4.由于船户、船夫或装卸工操作不当，导致货物因温度、湿度不适而损坏或遭窃，船户有义务全额赔偿损失。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较为合理地保障了船户与货主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条件比此宽松的话，船户则可能乘人之危，谋求不正当利益。现实中确实存在某些不良船户在克扣、损坏货物。习惯法第3、4款规定了船户可能存在的赔偿责任，所以船户不得不全力以赴保障运送品的安全。这样一来，船户便亲自掌舵负责运送，或采取父子、兄弟、亲属同船押运的方式。这种运营方式阻碍了大规模经营的出现，但同时它又是维持河运事业家族制的基础。
河路社之所以能够成为河运纠纷的仲裁机构，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首先，社会不公平、法律制度不健全，船户与货主如果放弃河路社的仲裁，转而诉诸官府，得到的结果未必满意。通常一场官司下来，上下花费的钱财恐怕已经超出了要求赔偿的额度，得不偿失。地方民谚“自古官清吏不清，久打官司家没输赢”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其次，社会上普遍缺少契约精神，社会成员必须依靠“人情”“面子”去维系各自事业的发展。在整个河运业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子”，这个面子包括个人的人品、能力、财富、地位。河路社的总领、甲头在做出仲裁之后，自己的面子就是落实仲裁意见的执行力。对于纠纷双方来说，能否顾及总领、甲头的面子是与自己的利益成正比的，暂时的妥协退让，虽然损失一些利益，但是会长了河路社领导层的面子，这个长了的面子会在以后的交易中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商机、更大的利益。这是河路社成员之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第三，土匪、官府、军阀、秘密会社等对河运事业时而造成威胁，船户与货主都要紧密团结在河路社这个共同体下面，去应付这些不时之虞。从这一点出发，船户与货主都要维护河路社的权威，尽量不要因为利益纠纷去破坏河路社内部的团结和损坏它的权威。事实上，河路社并不强求纠纷双方去执行自己的裁断，但通常情况下，大家都会尊重这个裁断，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上述三个方面。
（二）社会公益作用
河路社在南海子创办私塾、学校，供全村所有适龄学童就读，但学费自理。1944年，学校教室设在河神庙西院的厢房，紧邻河路社办公室，有教师1人，学生30多名。河路社有义地（公共墓地）10多亩，免费使用。社员如果因贫穷无法安葬，河路社还提供棺材和埋葬费，保障死者入土为安。每年春节期间，由河路社组织村内的社火活动。此外河路社还为哥老会经营着一个渡口，该渡口位于南海子去往东大社的路边。
河路社在南海子还开展了诸多公益事业，此项内容主要体现在捐款上。如河路社一旦接到包头公行或地方官府的通知，需捐资修庙或临时救济时，都积极地配合。此外，河路社还于道光三年（1823年）、光绪五年（1879年）、民国十五年（1926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出资对河神庙进行过修复。尤其是民国二十六年最后一次修复，使河神庙焕然一新。
河路社还主办当地的祭祀、庙会等活动。资料显示，河路社每年操办6次祭祀活动。祭祀活动既有献祭、祈福等宗教仪式，又有酬神唱戏、玩乐杂耍等娱乐内容。主要活动有：二月初三的开河祭，祭祀过后，船工们开始一年的水上生涯；五月十三的关帝祭，关帝是商人崇拜的武财神；六月初七的龙王祭，龙王司雨，雨涝、干旱都会影响河运；七月初二的禹王祭，大禹因治水而成为主宰黄河的神，该祭日是南海子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八月十二的河难者招魂祭，专门为在河运途中翻船遇难的亡人祭祀；十月间的封河祭，具体时间为黄河凌汛来临日。河路社一般在祭祀前二十天向各行各业的人们募集捐款，数额视营业额大小不等，如粮店捐款15—25元不等，皮毛店与杂货店捐款10—20元不等，外来客商每人1元，货船每艘1元，空船每艘0.5元 。1935年5月13日，召开为期六天的庙会，期间募集费用350元，全部是由常驻南海子的商家捐赠的。其中的208元由大商店大德堂、德信源、天义昌、德和源、义源昌、德成源、义合信八家各出35元，剩下的70元由其他的小商店捐赠。
河路社的日常活动费用是向社员们征收来的。这笔费用在船只入港的时候征收，清代每艘船收取一吊半，民国时期收取2元。不过，也有调查者说，不管是否为河路社成员，只要进出南海子的船只均收取2元2角的费用。每年出入南海子港口的船舶总数约为2000艘，照此计算河路社年收入约为4500元左右。其中的1200元要上交包头县政府，余者用来维持河路社、禹王庙的日常花销以及对外捐赠。
如果临时有重大花销，如修庙办学，河路社则即时募捐。虽然河路社兼负村公所的职能，但它始终以船只为单位收取费用，而没有在土地上摊款。河路社的支出均为事务费，总领、甲头、村长等都是义务工作，从不领取薪水。
经过翻译整理的调查资料中，有关南海子、河路社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囿于篇幅所限，仅能介绍到这里。不难看出，相比于南海子贸易的辉煌，河路社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征要更加鲜明。它是清至民国包头地区民间行会组织的典型代表，且拥有（不完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司法、公安、税务、市政、民政、文化等部门的功能，在地方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缺乏民主、契约法则等现代社会观念，它在行使公共权力时也处处体现出专制、人情等特点。像河路社这样的地方史内容，其实更加接近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更能从微观上体现出包头的历史文化特征。类似的社会史课题是包头历史研究的空白，学者们应当从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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