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匈战争
（一）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汉长城全长二万余里，东起辽东，经阴山、河西走廊，向西延伸至新疆。在内蒙古，汉长城历经阿拉善、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锡林郭勒、赤峰等地。在内蒙古境内的历代长城中，除了金界壕长城数它最长。
西汉初年，正值匈奴势力强大之时，冒顿弑父自立为单于，这时他刚刚21岁，也正是秦始皇去世一年。秦二世胡亥这年也是21岁。冒顿利用秦末中原大乱及楚汉相争之机，灭东胡，降乌孙，威福丁零，不可一世。占有南起阴山，北到贝加尔湖，西逾葱岭，东至辽东的广大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匈奴，成为当时一个超级军事大国。河套、阴山一带，是匈奴诞生和兴起的地方。据《汉书·匈奴传》载：“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做弓矢，东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冒顿单于统领三十余万众，南越长城，侵扰现今的冀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给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以莫大的威胁。以至在平城之战中，汉高祖刘邦被冒顿四十万骑兵围困在白登山七日（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无力解脱。后用陈平之计，厚礼疏通阏氏，刘邦及汉军才得脱围。
面对汉朝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刘邦不得不进行战略上的调整，在军事上采取守势，以委曲求全之策，与匈奴和亲，力求以和亲和财物供奉的方式换取边境和平，乃使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此后终高帝刘邦之世，中经孝惠、吕后至文景二帝至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七十年间，和亲成为西汉王朝初期对待匈奴的一种政策。对内则休养生息、劝农劝商、发展经济，以强国力。同时，汉朝还开放“关市”，准许两边百姓互市贸易，换取所需物品。
刘邦经平城之役后，认识到了长城的重要作用。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下令修缮秦昭王时所筑的长城。汉文帝刘恒时期，为防匈奴南下，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一带修缮秦始皇长城，同时从长安到长城沿线还修筑了许多烽火台，以传递军情。同时，西汉通过招募贫民的方式，迁徙塞下，屯田屯兵，兵民合一，加强对匈奴的防御。
据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史》载：冒顿、老上、军臣单于时，是匈奴国家鼎盛时期，对和亲和开放关市并不满足，常以骑兵骚扰，掠夺汉边地人口和牲畜财物，云中、北地、上郡、上谷等郡遭掠夺最甚。前177年（汉文帝）夏，匈奴右贤王入北地河南为寇，犯上郡（今鄂尔多斯乌审旗、鄂托克前旗、伊金霍洛旗等部分地区）杀戮百姓。前166年（汉文帝十四年）冬，匈奴绝和亲，老上单于以七十四万骑兵入朝郡（今甘肃平凉县西北）、尚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此后，单于岁入汉边抄掠。前162年，汉文帝致书匈奴单于，双方复和亲。前161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前158年（文帝后元六年）冬，匈奴复绝和亲。军臣单于又各以三万骑兵，攻入上郡、云中，杀掠甚众。文帝中止和亲、岁赐，关市亦中断。景帝即位（公元前156年），汉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下与匈奴议，恢复和亲。汉又遣公主嫁单于，通关市，给予财物、如故约。
（二）西汉王朝在经过六七十年的长期休养生息之后，至武帝即位时，国力已很充实，社会经济逐渐由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史书中这样记载：“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骄。大仓之粟阵阵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民间的马匹到处成群结队。而且经过平定“异姓诸王”的背叛，文景二帝削藩、平定“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后，中原地方割据势力遭到极大打击，并在军事、经济、思想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不断侵扰西汉的条件成熟了。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采纳王恢“伏兵袭击单于”之计，诱敌深入，但被军臣单于发觉。“马邑之谋”未成功，但揭开了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
武帝为了从根本上排除匈奴的侵扰，先后部署了三次关键性的重大战役。这三次大规模的战役，都与今内蒙古地区有关。
第一次是在元朔二年的河南之战（亦称漠南之战）。“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是匈奴人的发祥地，且为战略要地。此地被秦将蒙恬攻占后，汉初又被冒顿单于夺回，并经常以此为据点侵扰中原，而又距离汉都长安较近。前128年（元朔元年）秋，匈奴入边杀掠，武帝遣卫青率三万人出雁门，李希出战，击退匈奴。前127年，卫青率军再出云中，至陇西，击匈奴，遂取河南地。武帝置朔方郡、五原郡，复缮秦时蒙恬所筑沿河城塞，并迁10万人以实郡土。解除了匈奴对汉都长安的威胁，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前124年（元朔五年）遣卫青将六将军，帅十余万汉军出朔方高阙反击，匈奴大败逃走。次年再遣卫青率六将军10万余骑出定襄，乘胜击匈奴，斩一万九千余人。汉军付出沉重代价，巩固了西汉夺取河南地区的胜利，此后朔方、五原二郡成为对匈奴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第二次是在元狩二年（前121年）的河西之战，以控制河西走廊，“断匈奴右臂”为目标。河西，即河西走廊。在甘肃祁连山南麓，有一块东南—西北走向、长约2000里的狭长谷地，今甘肃、青海黄河以西，故称“河西”。它连接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中居延泽（今内蒙古之居延海）为匈奴骑兵由漠北南下要冲，匈奴浑邪王部与休屠王部驻牧于河西走廊。骠骑将军霍去病春、夏二次率数万骑北击匈奴，出陇西、北地，深入匈奴2000余里，逾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旗府东北的嘎顺淖尔和苏古淖尔一带湖泊群），夺得祁连山和河西走廊。汉在此设置了酒泉、武威，后又增置张掖、敦煌，史称“河西四郡”。汉在居延筑塞、设城、障、亭、遂守之，并立军屯、民屯，引居泽水灌溉，解决军粮。汉夺得河西走廊，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又为汉通西域开辟了重要通道。丝绸之路因此畅通，匈奴从此一蹶不振。匈奴失去了河西走廊，作哀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第三次是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春的漠北之战，以消灭匈奴主力为目标。汉武帝令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二十四万，步兵辎重数十万，分两路出击匈奴。卫青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大破匈奴主力，匈奴单于率数万骑“溃汉围西北”遁走。卫青追击至寘颜山赵信城（约今蒙古国杭爱山南）“悉烧其城余粟以归。”霍去病出代郡2000余里，大破左贤王军。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临瀚海（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一带；一说今呼伦湖与贝尔湖）而还。从此，匈奴只得将统治中心北迁漠北。史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三）汉匈战争，汉武帝用兵取胜，夺回河南地置朔方郡；夺取河西走廊，增设河西四郡，将今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区纳入版图。为以固边防、保卫新设诸郡、防御匈奴再犯。两汉时期一方面对秦长城重新修缮，另一方面根据军事需要修筑新的长城（当时称为塞）。汉朝政府先后组织了七次大规模的修筑边塞行动。塞主要修筑于汉武帝时期，据《内蒙古通史》载：武帝在今内蒙古地区修筑长城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占据河南地，修缮秦长城，并对沿线的重要交通要冲增筑城、障、亭、塞和列燧。同时在其南面兴筑列燧与右北平郡北部的长城相接，即今天我们看到的自乌拉特中旗至库伦旗之间的汉长城遗址；第二次是公元前102年（太初三年）在今内蒙古阴山北麓筑五原塞外及居延边塞，史称“汉外城”。汉外长城遗迹分为南北两线，据考古学家李逸友先生多次实地考证，汉外长城北线遗迹东南端起点是今武川县哈拉合少乡后右背图村的大山顶上，向西向北延伸，在内蒙古地区长约527公里，蒙古国境内还有50公里，总计全长580公里。汉外长城的南线东南方向起点在今武川县西乌兰不浪乡西南部的马鞍山顶上，向西向北行，在内蒙古地区全长约498公里，蒙古国境内约310公里，总计全长约808公里。
汉长城是西汉最北线的军事防御设施。为了边防实行有效管辖，西汉政府在长城沿线设置郡县，修筑城池，移民实边，屯田屯兵。从长城走向及地理位置看，汉武帝后，西汉王朝的北部边疆已拓展到今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后旗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西北端达蒙古国境内。
西汉王朝设置的郡县辖区与今内蒙古地区有关的是：张掖郡，辖境包括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河流域。所领居延县北抵漠北，西控西域，是汉匈双方力争的战略要地，河西战役击败匈奴后设置；朔方郡，治所在三封，即今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陶升井麻弥图古城。其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杭锦旗、杭锦后旗、乌拉特前旗一带，领10县；五原郡，治所九原（今包头市麻池古城北城），辖境相当于今包头市以西、达拉特旗、乌拉特前旗一带及后套以东、阴山以南、土默川平原以西地区，领16县；云中郡，治所云中（今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统黄河东北拐弯处，准格尔旗东北、呼和浩特平原部分地区，领11县；定襄郡，治所成乐（今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辖境约今呼和浩特平原部分地区，察右中旗、和林格尔、清水河一带，领12县；西河郡，治所平定（今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辖境大部在今山西、陕、属今内蒙古者在今东胜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一带，领36县；上郡，治所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辖境相当于今陕北及内蒙古乌审旗、鄂托克前旗、伊金霍洛旗等地，领23县；雁门郡，治所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南）辖境除山西北部外，包括今内蒙古黄旗海、岱海周边的乌兰察布地区，领14县；上河郡，治所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辖境除今河北北部外，包括今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南部一带；渔阳郡，治所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辖境应包括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南部多伦、正蓝旗一带；右北平郡，治所平刚（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城子“外罗城”古城），辖今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以南英金河的南部地区，老哈河流域及大凌河下游一带，领16县；辽西郡，治所且虑（今辽宁省阜新市）。应辖有今内蒙古敖汉旗、奈曼旗南部一带。西汉通过在北部边疆设置的郡县，有效行使了对当时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管辖。
二、汉匈的交流和融合
汉匈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在这一系列的冲突与征战中，却包含着长城两边复杂的、深刻的文化交流，体现了碰撞与融合的双重特征。这种复杂而深刻的文化交流，即有物质方面的文明，也有精神方面的文明。它促进了两地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开启了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和和平共处的先河，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汉匈战争中，“和亲”与“互市”是汉匈文化交流的最主要的中介“迁徙”方式。
第一，和亲。“和亲”即汉王朝与匈奴单于联姻，起源于汉初“白登之围”与刘敬献策。西汉“和亲”政策当时是刘邦的无奈之举，是被迫的。但西汉的和亲政策却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开启了汉匈亲属关系和友谊的大门，架起了政治互信的桥梁，打通了经济互惠互利的通道。因为和亲不仅仅是汉朝宗室的公主嫁到匈奴，还有大量的絮、缯、酒、米、食物、金帛、丝，各种器物，大批使者、工匠进入草原。从汉高祖和亲之约开始，中经孝惠帝、吕后、文景帝一贯奉行这种和亲政策。汉武帝初期“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绕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西汉政府通过和亲协调双方关系，达到边境安稳的目的。而匈奴方面，则通过和亲能够获取更多的中原地区的财物。可见，和亲政策实现了汉匈两族人民渴望和平、安居乐业的愿景。昭君出塞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和亲事件，推动了汉匈文化的相融。据记载，公元前33年的建昭六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塞归汉。汉元帝以宫人王嫱（字昭君）嫁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王昭君抵达塞外，住穹庐穿裘衣，食肉饮酪，与呼韩邪单于育有一子。呼韩邪单于死后，“从胡俗”改嫁复株累单于后生有二女。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称：“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汉匈和平相处六十余年。王昭君在中原的兄弟和她在匈奴生的子女及其后裔，有三代人在为和平友好工作。直到东汉初年，王昭君的弟弟还以和亲侯身份代表东汉政府出使匈奴。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包头市附近麻头乡的汉墓里，出土两汉后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瓦当。昭君出塞，将中原文化传入北方游牧民族地区，教当地妇女纺衣织布，播种百谷，为匈奴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汉室礼仪，匈奴境内逐渐出现了升平景象，开创了汉匈友好关系的新局面。
唐代诗人张中的《王昭君》一诗，高度评价了昭君出塞的意义。诗云：
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
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
元代吴师道的《昭君出塞图》则用比较的方法评价了昭君出塞：
平成围后几和亲，
不断边烽与战尘。
一曲宁胡终汉世，
论功端合胜前人。
在清代一些女诗人笔下，王昭君更是一位巾帼英雄。葛秀英《题明妃出塞图》云：
绝赛扬兵赋大风，
旌旗依旧过云中。
他年重画麒麟阁，
应让峨眉第一功。
周秀眉《昭君》诗云：
大造英华泄，
春从塞地生。
琵琶弹马上，
千载壮君名。
郭濑玉《咏明妃》云：
竟把琵琶塞外行，
非关图画误倾城。
汉家议就和戎策，
差胜边防十万兵。
翦伯赞先生《内蒙访古》说：“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团结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出塞”成为中华各民族和平和谐的历史见证，成为中华民族一家亲、民族团结的经典写照。正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诗曰“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第二，互市。“互市”即边境集市贸易。刘邦在白登解围之后实行“和亲”政策，汉匈双方约定之后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的游牧区由匈奴统辖，长城以南的农耕区由西汉统治，并开放关市，鼓励民间商贸。匈奴人主要经营畜牧业，他们把牲畜的肉乳、皮毛作为生活资料，满足日常生活的衣食需要。由于经济单一，手工业不发达，生活并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以牲畜、皮毛和畜产品与中原地区交换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需求。因此，匈奴人十分重视和乐于与中原地区互通关市。同时，中原地区的百姓也非常乐于与匈奴进行物品交换，以满足土地耕种、商贸运输的需要以及畜产品作为农产品的再生产和生活上的补充。以至汉武帝时期汉匈之间虽然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匈奴仍然不愿放弃关市。匈奴与中原地区经济基础不同，但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相互依赖、互为补充，这种经济交往即使战争也未曾中断。通过互市，汉匈之间发生频繁的物物交换。从匈奴墓葬出土了大批中原地区的文物，如铁器、铜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工具、马具、黄金、服饰、丝织品，以及中原风格的铁镬、铁斧、各式刀剑、铜镜，半两钱、五铢钱等。以上这些说明，和亲、互市对匈奴的文化影响是强烈的、巨大的。自汉武帝后，愈来愈多的匈奴人倾向与汉朝和亲，并且有大批王、侯率领部下归顺汉朝，虽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原物质、精神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三，迁徙。人口迁徙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相融的重要途径。其一，匈奴与汉朝连年战争。据粗略统计，仅西汉时期，匈奴俘掠中原人20—30万人左右。人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在双方冲突期间，或降或俘，或主动归附，都是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途径。匈奴自制的“匈奴相邦”印，就是用汉字镂刻。匈奴与汉往来的官方文书，使用的都是汉字；其二，匈奴归降汉朝的人很多，汉朝归附匈奴者亦不少。有很多是重要人物，如韩王信、陈豨、卢绾、卫律、赵信、李陵、李广利。这些降匈奴的西汉重要人物往往要带很多人过去，其中不乏有文化的人，留在匈奴为其服务。史书载：一名汉朝宦者投降匈奴后，匈奴单于对他十分信任，成为单于的重要谋臣。他还教会了匈奴人计算和登记的方法，以稽核他们的人口、牲畜和事物；其三，西汉每次和亲队伍都带众多随从、工匠，必然加强了汉匈文化的交流与渗透。中原的凿井、筑城、耕作、粮食储藏等生产技术技能也由中原人传入了匈奴。这对匈奴摆脱单一的游牧经济，促进农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军至“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说明此时匈奴已经有固定的城居，储备的粮食，表明匈奴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且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其四，西汉王朝在修筑长城的同时，一面驻重兵屯戍，一面设郡县在编民塞下充实边防。数以十万计的农民从中原地区来到今内蒙古中南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区界也因此向北推移。《汉书·地理志》所载：“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说的就是内地的移民迁徙充实边防。于是内蒙古中南部成了汉、匈、乌桓、鲜卑共同生息繁衍的家园。各民族虽存有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错处杂居、和平共处，不同文化因素互相影响、相互浸润，小聚居、大杂居，农耕、游牧在这里交汇融合，构成了新的地域文化；其五，匈奴单于还曾遣子到汉朝求学，其目的就是学习中原文化。此外，还常常遣子入侍，有的在中原待很长时间，非常熟悉中原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这部分人回匈奴后对中原文化的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南匈奴自内附入塞之后，分布在边缘诸郡，屯居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多在今内蒙古境内）等地区，与中原人错居。经过四十年左右，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匈奴的社会经济、社会组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胜兵”制度的出现，改变了匈奴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结构，使原本生产者与作战人员合二为一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分出功能。所谓“胜兵”，就是脱离生产，只担任作战的常备兵。士兵之外其他人包括老者、体弱、妇孺等人，则专门从事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生产，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实现分离。
第四，匈奴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汉匈战争改变了中原传统的作战方式，骑兵成了作战的主力，而原来只是主战部队的耳目。当然这种变化溯源应来源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或更早。而作战方式的变化，基础是畜牧业生产内容与畜牧业养殖技术的传入，推动养马业的空前发达。汉文帝实行晁错提出的“马复令”，鼓励老百姓养马，民家养马一匹，可免三人徭役，西汉人养马的数量迅速增加。汉武帝即位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匈奴人金日磾（日音觅，磾音低）。长于养马，并为汉朝政府养马。“马肥好”，汉武帝为之奇异，擢升他为马监，这是一个匈奴人传授马文化的典型例证。据记载，汉武帝时期河西有牧苑36所，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牛羊无数。元狩二年一战，一次动员塞阅官及私人马匹14万头。元狩四年一战，动员官马十万骑，私马14万匹，可见当时官府和民间养马业的兴盛。景帝至武帝时期，官养马业发达，具有了专业生产的特征。西汉王朝与匈奴作战中，逐渐认识到了骑兵的优势，并尽国家之力饲养马匹，建立骑兵部队，采用匈奴擅长的骑兵战法，在汉武帝时代击败了匈奴。西汉时期，传入中原的匈奴器物甚多，并且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史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舞，京都贵戚皆尽为之”。可见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游牧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冲击力如此巨大。再比如，北狄乐是秦汉之际流行的，北方游牧民族世代形成的马上作乐形式，传入中原后被称为鼓吹乐。匈奴最广泛流行的乐器，且最具有特色的是胡笳、琵琶和鞞鼓。
胡笳是一种芦苇或木质的管乐器。东汉末，在匈奴滞留生活了十二年的女诗人蔡文姬，依胡笳之音谱写了以其悲惨经历为题的《胡笳十八拍》琴曲，是汉匈文化交融的名曲，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其中有“胡笳本出自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之句，又有“鞞鼓喧兮从夜达明”句，可见这些乐器是匈奴民间流行的乐器。她在创作时吸收了匈奴吹笳、击乐的音律，鞞鼓是匈奴人喜爱的饮宴欢聚时不可缺少的乐器。
考古工作者在乌海市新地，巴彦淖尔磴口，鄂尔多斯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准格尔旗，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八拜、托克托县古城村、和林格尔，乌兰察布察右前旗等地发掘了众多汉墓，大部分属西汉元帝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例如，鄂托克旗凤凰山汉墓中壁画的画面，描绘的是墓主人饮酒行乐，欢舞、射猎、杂耍等主题，画面中庭院出行、武备、游牧，除有浓厚的中原东汉庄园经济特点外，还反映了农牧交错带的地域、民族、文化特点。呼和浩特八拜3号墓随葬品中，有两件嵌贝壳的流金铜鹿，造型、风格与匈奴遗物极为一致。这些墓葬及随葬品，反映出东汉后期汉族与匈奴等北方民族长期杂居共处，在共同开发北疆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彼此融合的情形。再如，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以丰富的内容，复杂的构图，多样的色彩，生动具体地描绘了城市、庄园、互市贸易、农耕放牧及起居饮食、仪仗车骑、各族发式衣冠等社会生活习俗和观念。它反映的北方民族地区的社会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中原地区一致，表现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基础。
胡曲、胡乐、胡舞是匈奴人的歌舞艺术，在鄂尔多斯匈奴墓中出土的青铜短刀柄上，出土的石刻配饰上都有图案表现。匈奴人的赛马、斗骆驼、摔跤等娱乐项目，也随着匈奴人的内迁传入到了中原人的文化生活中。匈奴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发生强烈碰撞并互为影响、融合，其精华部分被中原文化和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所吸收、继承和发扬，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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