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之后，回归故里，与乡友交谈文化，几位发小对我说：文化是你们上流社会和文化人的事情，与我们关系不大。有几个乡干部说：基层的百姓没一点文化。这些看法有些片面、不客观，对文化的理解是狭隘的。由此想到引导民众增强文化自信很有必要。

学界将文化分为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我理解文化有三个层面，一是浅层文化，二是中层文化，三是顶层文化。

浅层文化是人类直接感知的文化，是看得见、摸得着、司空见惯的人民大众的民间文化。物质本身没有文化，而人类与之接触时产生一种“去”“取”“好”“恶”之情。去，拿去；取，拿来；好，喜欢；恶，厌恶。有此四情，就产生了浅层文化。中层文化是在浅层文化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制度、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包括诗、词、歌、赋、小说、曲艺、书画等文化形式。顶层文化是在浅层、中层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伦理观、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三个层次的文化由浅入深，相互联系，相互融通。

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劳动中，由物质到精神、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识，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文化。人民大众的生产习惯、生活习惯、语言习惯滋养了文化内涵。历史上燧人氏发明了火，有巢氏发明了房子，草原牧人造出马鞍、马镫，中原农民造出犁、耧、锄具，都包含着文化的韵味。这些文化，归属于民俗文化的范畴。民俗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大体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社会生产方式的文化。在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古代，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形成二十四节气之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歌指导农民按节令种庄稼，不用号召、无须动员，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发展。如北方农谚：“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惊蛰动了风，吹到五月中”“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立夏不起尘，起尘活埋人”“立秋晴一日，农夫不用力”“处暑不出头，割的喂老牛”“重阳无雨候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九九（寒冬数九第九个九）复一冻，憋破米面瓮”……这些农事活动的经验总结、文化传承，创造了农耕文明。

第二部分为社会生活习俗的文化。也就是人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社会风俗中的文化。我国人口众多，民族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千姿百态，从古至今呈现多样化。每一个地区、同一个民族又有各自的特点。就当今社会而言，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住宅文化、风俗习惯等文化现象，又打上时代的烙印。

日常生活中，来了客人，先是茶，后是酒，酒罢了用饭。喝茶之初，没有意识到其中有文化，慢慢细品，就体会出文化。有一年，我在福建武夷山接受邀请品茶，经过“一观二闻三品”的程序和专人的解说，领悟出“茶”字上面有“草”，下面有“木”，中间有“人”，表明人在草木之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茶有红的、绿的、黄的、白的、黑的，每一种颜色都有一种说道。由此产生了茶道并流传到日本、南韩等国。

喝酒，会喝的能分出酱香、浓香、清香、混香，不会喝的都是辣的。酒当饮料时，感觉不到文化，当它用来待客、祭祖、敬神的时候，就产生了文化。一位啤酒厂的老总对我说：好啤酒有四种味道，涩、酸、苦、甜，涩在舌尖，酸在两边，苦在中间，甜在舌根。这种“苦尽甜来”的感觉，就是一种文化。

中国人吃饭讲究围坐一桌，一条鱼上了餐桌，夹一个眼睛，说“高看你一眼”；夹个背，叫“倍感亲切”；腹部叫“推心置腹”；尾巴叫“伟大友谊”，吃的过程产生了文化。

穿衣服虽款式多样有变化，但基本上是长、短、宽、窄几种模式，上大下小叫作“萝卜裤”，上小下大叫“喇叭裤”，有宽松式、贴身式之分。满族最早设计了旗袍，之后各民族效仿，现在风靡了全世界。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创新一种服饰，被称为“中山装”。这个中山装立翻领，四个兜，后面是一个整幅，前胸五个扣，袖子上各有三道扣。立翻领表示“严谨治国”；四个兜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袖上的三个扣表示“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后面整幅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不分裂”；前胸五个扣表示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并立。到民国十八年，国民党把中山服定为文官就职时的统一着装。中国人的服装选用唐装或中山装是继承传统的表现。

北方人的住房讲究住坐北朝南的“正房”，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正房八到十个小时都可享受太阳的光辉。人的生存三大要素：阳光、空气、水，采光是三大要素之一。高楼林立，若终年见不上太阳，再豪华也是缺憾。草原上蒙古包是一个圆形，十分符合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在几何图形里圆的面积最大；在风力较大的北方草原上，圆的阻力最小；圆形体现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文化理念。

游牧民族以动物为伴，动物中的马100万年前从森林里走出来，由吃树上的绿叶，变为吃草原上的嫩草。人类惊喜地发现马有三大优点：第一，英勇精干，在刀枪剑戟、战火燃烧中毫不畏惧。第二，有惊人的记忆力，“老马识途”。第三，对主人的忠贞不二。《西汉演义》中有“乌骓投江追魂”，《三国演义》中有“赤兔绝食效命”的故事。这些优良的品质，使马与人结为伙伴。在冷兵器时代，兵贵神速，马的速度加上工具，成为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乐器中的马头琴是一个中西结合的艺术品，与二胡、四胡不同，马头琴的弓和弦是分离、开放的，琴上端的马头，显示出蒙古族的元素和符号，蒙古族舞蹈大部分也有马的痕迹。中国涉及马的成语很多，最常用的有“龙马精神”“马到成功”“汗马功劳”。

羊和人类从远古走来，吃的、穿的、用的、戴的，都离不开羊。在饥寒交迫的年代，有一领大皮袄便是富有的象征，因其集皮、毛、绒于一身。工业革命分工越来越细，皮剥四层，毛绒分离，绒被誉为“软黄金”。20世纪80年代，自治区的一位老领导无意当中说了一句笑话：“羊绒衫这个东西是个灰东西，穿上往死热人了。”鄂尔多斯人受这句话的启示，打出一句“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口号，引领了40多年的羊绒市场。2000年之前，在讲到内蒙古的优势时，常用“羊、煤、土、气”四个字，引申出“扬眉吐气”的文化理念。人类在与羊接触的过程中，发现羊温顺、善良、无私奉献，因此用不少优美的词汇赞美它。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羊部首的字有36个，最美好的几个字：“美”“善”“祥”“義”“鲜”，都有个“羊”。羊大为“美”，“善”中有羊，古时“羊”“祥”通假，“我”字头上一个羊为“義”。食品讲究鲜，左“鱼”，右“羊”，合而为“鲜”。史书中的“五胡”，即匈奴、鲜卑、羯、羝、羌，鲜卑的“鲜”右边有个羊；“羯”左边有个羊；“羝”左有羊；“羌”上边有个羊，这些表明游牧民族对羊的崇尚。

各个民族的婚丧嫁娶都讲究礼仪，千百年来大体形成固化的模式，有些礼仪中的祝词、歌曲、音乐、仪式还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社会生活习俗，均演进为民俗文化，在广大民众中传播。

第三部分是民间的神话、传说、崇拜、信仰、节日、祭祀等文化。

我国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蛮荒时代逐步进化，走向了文明。远古时代没有文字，是靠神话传说传播了历史。“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多为传说。司马迁写《史记》，秦汉部分是他所见或所闻。之前的史实，是他加工整理了传说和商周以来的文献记载。远古的先民对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洪涝灾害、生死病痛等无法解释，就信奉了神话传说。先民们发现，地上江河总是向东流，日月星辰，总是向西北落，恐惧天塌西北，地陷东南，于是产生了“女娲补天”的神话。又有了“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鹊桥相会”等神话故事。在上述神话传说的引导下，先民们产生了鬼神等信仰与崇拜，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老天爷。不过中国先民不同于西方人信仰上帝，而是宁可信万神之能，不信万能之神，认为一个上帝管不了人间那么多事儿。各类事宜均有神分管，天上有个玉皇，地下有个龙王。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树有树神，水有龙王管，死后变鬼由阎王管，正月初一迎财神、腊月二十三祭灶神，民间自发地兴建玉皇庙、龙王庙、奶奶庙，遇事就去焚香敬神。

漫长的农耕生活，先民们一年四季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十分辛劳，于是忙中偷闲寻乐趣，每个月均设计了一个节日：正月十五、二月二、三月清明、四月八、五月端午、六月六、七月七、八月十五、九月九、十月初一祭祖、十一月过冬、十二月腊八。腊月三十称为除夕，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使生产生活有张有弛、有困苦，也有欢乐。

古人过大年，有阖家团圆、祭祖追远、敦亲睦邻等意义，还有祈求神灵护佑的心愿。因此，有三项重要活动：一是祭神，二是祭祖，三是送鬼。宋代大诗人王安石的春节名诗《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的桃指桃木，古人相信桃木有驱邪的功能。故在桃木板上刻画一个称神荼、一个称郁垒，挂在家门上，称为门神。自五代以后，门神改为钟馗，传说钟馗打鬼有本领。到宋代，将“门神”形象改为唐朝名将秦琼和尉迟恭。这几种画像均称为符。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创新，他用红纸写上对联贴在门上，取代门神“桃符”，自此“总把新桃换旧符”变成了十分喜庆的春联。春节吃饺子，元宵节吃元宵，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元宵节也称“上元节”，是一年中一个十分浪漫的“闹节”，民间称正月十五闹元宵。隋炀帝时，正月初一各国使节前来朝拜，滞留到正月十五。隋炀帝举行盛大元宵晚会，戏台绵延八里长，张灯结彩、歌舞升平，奏乐者一万八千人，表演者三万人，通宵达旦。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灯饰五万盏，声势浩大，极为壮观。放假三天，取消宵禁，称为“放夜”。平时不能随意外出的大家闺秀，此时也可走出绣楼，上街观灯。宋朝元宵节放假五天，苏轼有词描写杭州盛况：“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明朝规定，正月初八上灯，张灯十夜，灯上花鸟鱼虫竞相争艳。著名诗人唐伯虎作诗《元宵》，描写农村元宵节的情景：“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元宵节还有很多喜结良缘的佳话。男女相会成为伉俪，有的招为乘龙快婿。由此看出，春节温馨而略有些严谨，元宵活泼、热闹，是一年中最为开放的闹节。农家彻底放松之后，二月二“龙抬头”，进入紧张的春耕生产。节日的调节，反映了农耕文明的有张有弛。

近年来，我国陆续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定为法定假日，让民众在假日休息时领悟传统文化的深远意义。我们基层的领导有时不重视这个假日，常常用开会或调研占用这个“法定假日”，有时还把这些古老的传统说成是迷信，这是对民俗文化的不恭，也是对“法定”的不敬。既然是“法定”，就应该依法而行，不应轻易改变。我们的传统节日，自己不珍惜，西方的节日必然乘虚而入。有的干部把宗教信仰都说成是迷信，有伤信教群众的感情。宗教，首先是一种信仰，同时包含一种文化。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文明起源于婆罗门教，俗称印度教。释迦牟尼从印度教中受到启发，创立了佛教学说。佛学于两千年前传入中国，按说我国当时已产生了儒学、道学，佛学怎能落地生根呢？是因为儒、道两学对人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如何解除烦恼等学问缺乏论述，佛学填补了这些空白。佛学传入中国后，吸收了儒道两学的一些理念，结合了华夏民情，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了。因此，儒、释、道构成中华的传统文化。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近千年中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唐朝僧人玄奘去西方取经回来著书立说，唐太宗皇帝亲自为他作序。玄奘的著作进入世界文库，汉语中的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词汇来自佛学用语。我们应正确理解我党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明白“信教群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积极力量，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蒙古民族有三个祭祀的节日。一是祭祖，从成吉思汗1227年去世之日，在他灵魂祭祀的场所点燃了一盏长明灯，距今近800年没有中断。负责祭祀的达尔扈特人被免除赋税、徭役、兵役，也不去做官，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现在成陵的达尔扈特人延续到了39代，这一祭祀文化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祭敖包。在山坡上堆上土、石头、木头等，成为一个包。早期游牧民族作为部队打仗或商人马队的路标，以防迷失方向。后来，成为祭祀祖宗、祭祀神灵的地方。清代，盟有盟的敖包，旗有旗的敖包，家族有家族的敖包，重大活动在敖包举行。有一首歌“敖包相会”，可以理解为老地方相会。包头地区最大的一个敖包“白云鄂博”，蒙语意为“富饶的神山”。三是祭火。蒙古民族认为火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因素，父子两辈分户另居时，儿子要从父亲的炉坑中挖一把火种引到自己家里，表示生生不息。现在自治区有多个城镇设有祭火台，每年腊月二十三举办祭火活动。

民间文化随处可见。当我们走进博物馆时，所有的东西都是文化。一个瓷瓶子、烂罐子、生了锈的铜币，都能说出一段历史文化。火车头在铁道上跑的时候是物质，放在博物馆就变成了文化。火车头冒气、照相机冒烟，属工业化初期的文化。“六六六”“滴滴涕”、七八寸步犁、伴种器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农业文化。“不吃油糕喝稀粥，也要看班玉莲的走西口”是20世纪30年代敕勒川地区的西口文化。以上事例表明，文化并非高深莫测、高不可攀，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东西都有文化。我的体会有三点：

第一，文化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充满时空。它伴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全过程，蕴含在每一个细节中。有的时候无形、无态，不显山、不露水，但只要慢慢细品，就会感受到它的存在，领悟到文化的韵味。

第二，获得文化最有效的途径：一是读书，二是实践。书是历史的缩影，文化的结晶，哲人的高论，智者的心灵。书的时空跨越度大，知识容量广，多读书，文化知识自然增长。人们常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闻”，靠的就是读书。获得文化知识的另一个途径是文化生活实践。社会生活中，处处有文化。善于学习的人，随时都可获得知识。在我幼年的长辈及发小中，有多位未读几天书，但被公认为很有文化品位的人。一位精通民间验方，懂脉诀，会汤头，开药、针灸、拔火罐，为村民治病，很受百姓欢迎；另一位，仅读了两个冬天的私塾就给乡民们说评书，他能将《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舌战群儒”原文背诵，并用地方方言解释文言，农闲时到处受请，给村民传播文化；有一位基本属于文盲的老农，能将农谚及农时、节令背得如数家珍，随时提醒村民当下该干什么；还有一位天生善说串话、歇后语，他将方圆百里的大事小情编成顺口溜，还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即景生情，即兴编词，随口而出就是一句句押韵的笑话。他们都是本分的农民，从这方面而论，能说没有一点文化吗？

第三，文化有层次之别，而无高低贵贱之分。人们常把诗词歌赋称为“阳春白雪”，将民间通俗文化称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的层次高，但和者盖寡；下里巴人层次低，但普及率高，受益者多，是大众的文化。两种文化都应鼓励，不可偏废，更不可看不起下里巴人。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应走向民间，从大众文化中吸取营养。基层的民众应向文化人学习，增长文化知识，提高文化层次。基层干部要尊重民俗文化，科学合理引导民众克服文化自卑，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