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地区历来是多民族繁衍生息、融合发展的地区，“闹红火”的内容也丰富多彩，极具多元文化特色。每到节庆之际，各家单位、政府部门都会组织群体性的“红火”活动。“红火”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舞龙、戏狮、跑旱船、扭秧歌、踩高跷、抬阁、脑阁、大头娃娃、太平鼓、霸王鞭、花鼓等民间社火表演，还有唱戏、跳查玛、跳钟道、跳布扎、马戏等演出。正月里的“红火”还有花灯、焰火、庙会加以点缀。这些节目跟着鞭炮、锣鼓、钹的节奏动起来，就是“闹红火”。哪里有表演，哪里就有赶来看热闹的人群。

早年间，看“红火”是一项重要的娱乐项目，依稀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每年的正月里、劳动节、国庆节、自治区成立纪念庆典都会有沿街的游行。群众为了能看上表演，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有挤丢鞋、踩了脚的，甚至还有把孩子挤丢的。即便如此，看“红火”的热情依然不减。“闹红火”的队伍沿街行进，看热闹的人群常会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那时，呼和浩特市内的大多数游行活动由各个区来承办，游行表演活动的地点也基本上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另外还会在各个区政府的门前或广场进行舞台表演。只有市里举办的活动会在固定的主会场进行。于是看“红火”的人们追着表演队伍走，待表演结束后再去另一个邻近的辖区继续看。呼和浩特的新华广场逢年过节必有“红火”可看，也是一年中人最多的地方。如果还想要看点更精彩的，就得要往城市周边的郊区走了。因为农村“闹红火”除了城里能看到的社火外，每到节庆还会请专业戏班唱大戏，尤其是正月里，看大戏成了最精彩的文化活动。

80年代的呼和浩特市四区分别是玉泉区、回民区、新城区以及郊区。郊区的管辖范围是呼和浩特的四周，郊区的组成体系是村子，什么小黑河村、攸攸板村、巧报村等等。记忆中总感觉那时的呼和浩特没有现在这么大，大人们四处打听邻近有哪个村子在唱戏，便骑着自行车带着一家老小去了，来回路程也就一两个钟头。

还记得每年春节过后从大年初四开始，母亲便会带着我们去最近的小黑河村看唱戏。为了看戏，大人们都要掐着点到看戏的地方，因为去晚了的人们只能站在外圈，或踮着脚或站在高处，又或者爬上墙。我那时还小，看戏基本上就是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无聊了就去边上的摆摊人那里站着，看他们吹糖人、画糖画、捏面人、耍皮影、吹琉璃咯嘣儿、卷棉花糖。年年如此，终于某年的某一天在人群里认识了家在本村的一位小朋友，在他的带领下，凑到了戏台的下面，第一次看真了戏台上的表演。于是，那年正月里一连十多天风雪无阻地来回奔波，凑到戏台的最前面去看。只是觉得他们穿得花花绿绿，脸上也抹得满满当当，在乐器的敲打中，吹拉演唱的声音震耳欲聋，再看演员们在台上跟着鼓点走来走去，甚是开心。

每年各地唱大戏的剧目就是《打金枝》《明公断》《下河东》《杨家将》《算粮》《三娘教子》《打芦花》等几本传统戏。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戏台上的人在唱什么，全靠动作表演了解剧情。而台下的观众多数也都和我一样，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看似坐在那里，但其实是彼此之间在聊天。有的则是从头至尾直愣愣撑着脖子且满脸笑意地盯着台上。大概与我一样，只是因为来了，所以感到开心和满足。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节庆之际带着一家老小走出家门看“红火”备受老百姓重视，能看上一场大戏那就相当于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幸福感直线上升，值得开心很久。儿时因为父母过了初五就去工作了，每次带我去看戏的大人都是邻居，住在我家东边的邻居是河南人，西户邻居是河北人，住在我家前排的邻居又是天津人。我们这些邻居之间说话都用普通话交流，偶尔冒出一句“此地话”他们就听不懂了。而与我一道来看大戏，台上演得不是二人台就是晋剧，对于他们而言更是一句不懂。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地日日带着我去凑热闹，只为大伙挤着、晃着、聊着，一路而来，再一路回去的过程。这种感觉除了浓浓的邻里之情，更多的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认同之情。

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所见过的“红火”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几种。而据我的几个朋友讲，在县城或是农村，除了能看到社火、大戏等项目外，“红火”的内容还有庙会、赶交流等，是能看、能吃还能玩儿的项目。正月里的“红火”直到过了二月二才渐渐降温，人们才从兴奋地看“红火”热情中缓过神，继续平常的生活。

文化在改进中传承，“闹红火”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据史书记载起源于秦汉时期，到唐代时万邦来朝的气势，使这一活动的热闹程度不断提升。到了宋朝时，活动项目中注入了不同寓意与明确规则，产生了文化气息，使“闹红火”渐渐走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序列。传统意义上的“闹红火”有71种节目，主要流传于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境内。在敕勒川地区看到的社火“红火”，其表演、跑法，步路与诞生地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流入敕勒川地区后与当地的蒙古族文化相结合，实则技艺风格早已形成自己的特色。

时光匆匆，随着城市的扩大、交通的发展，早年那些走街串巷的表演在进入21世纪的前些年不见了。另外随着农村的城市化，戏台也随之没有了。曾有一段时间，市场经济发展，农村的交流、庙会也取消了，大集上的米糕、爆米花、糖画、面人之类的小零食更成为难得一见的稀奇玩意。庙会上的杂耍表演也从广大民众的视线中淡出。

任何社会事物的发展都具有相互作用性，出现概率决定其影响力，闹“红火”的表演也是如此，总不被提及，就容易被人忘记，从而导致这些民俗文化影响力降低。那些红火热闹的节目，它们大多已传承百年，有着悠久的历史，群众基础较好。就在几近消亡之际，为了使这些传统文化能继续传承下去，许多闹红火的民俗表演被列入文化遗产名录，在另一个文化舞台上重新绽放光彩。儿时“闹红火”的节目如今以“非遗”的形式出现在广大民众的眼前，表演也以文化传承的姿态展示。经过文化整合与提炼，敕勒川地区的昭君文化节、草原文化节、非遗年俗节等节庆活动以品牌文化的形式推出，以文博、会展、美食、冰雪游等形态开展。传统民俗文化项目与之相随，也有了更多的展现机会。据了解，仅呼和浩特地区的非遗代表性项目有近600项，其中包括7项国家级、74项自治区级、205项市级和259项旗县级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在节庆之际出现，还通过“非遗+旅游”的模式，融入百姓生活。

虽然农村的戏台逐年减少，但各级文化部门开辟了馆、宫、剧场等表演场所进行演出；当年热闹的巡街路演，现在可以在限定区域内继续欣赏和品味中华文化浓浓的人文情怀。曾经三五成群相约出来看“红火”的人们又可以在特定的地点，感受文化庙会的热闹、祭火仪式的庄重，在流光溢彩的灯光秀里徜徉，在打铁花的表演中欢呼。2024年12月4日，巴拉圭亚松森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通过评审，决定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被全世界认可，并且优雅地向观众输出她的文化内涵。看“红火”，于儿时是珍贵的记忆，现如今则是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