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进入文明社会？学界认为进入文明是在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

黄帝生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他统领的部落大约有今河南、河北、山东、甘肃、陕西等地。据有关史料记载，黄帝联合炎帝打败南方百越之首的蚩尤，然后结成联盟。黄帝的正妃栽桑养蚕，使人们有衣穿；黄帝和风后发明指南车，使人们可辨方向；黄帝造舟车、定历律、开发农业，定居中原，使人们有了固定居所。黄帝时代钻木取火，由生食变为熟食；开始制陶器盛放器物；黄帝在水陆交通、兵器农具、音乐器物方面也有功业。特别是黄帝部下官吏仓颉，创造了文字，推动社会进入文明。我们想象，那个时候虽有黄帝、炎帝、蚩尤的部落联盟，但没有健全的国家体制，生产力很不发达，肯定会有很多不文明。文明与野蛮是相对的，社会向前发展，文明进一步，野蛮少一点，文明古国有一个渐进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步入文明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文化的发展出现诸子百家。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当时有十家最著名的学派：有老子开创的道家，孔子开创的儒家，还有法、墨、杂、农、名、阴阳、小说、纵横家。这十家各自宣扬自己的主张，开展辩论，史称“百家争鸣”。争的结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进了文明。

老子是推动文明的功臣。他姓李名耳，字聃，又称老聃，是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这一官职可视为当今的图书馆馆长或是图书馆、文史馆、博物馆合而为一的馆长。因坐拥“书山”成为饱学之士，自创一部著作《道德经》。《道德经》中的“道”是大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德”指人性合乎自然规律。道在天地间谓之道，道在人身谓之德，有德之人，称为得道高人。《道德经》仅5000余字，主要阐述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有学者解释为有和无结合起来就是道。有指万物，无指空间，万物从空间产生出来，称为“无中生有”。老子将无中生有的过程归纳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意为万物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空间的太阳把温暖送给万物，不声不响不表功，白天升起晚上落山。人们黑暗中期盼光明，第二天太阳无声无息地又升起，普照大地。空间将雨露洒向人间，使万物生长郁郁葱葱。这就是老子说的天道无言，意为天不讲话，默默无闻恩赐人间。因此，人道要学习天道。

《道德经》中有句“弱者道之用”。有学者解释说：老子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强大？有人回答是几个人抱不住的大树。老子说，大树也会被风吹倒，水是最强大的。水往低处流，“自甘于卑下”，却成就了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引申到治国就应“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和百姓在一起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老子把这种“弱者”的作为称作“无为而治”，让老百姓安安静静地生活、生产，不要干扰他们。后人从老子的“水甘于卑下”总结出“水为善下终成海”“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等名句。对老子的“上善若水”也有了一定的理解。老子的晚年也像水一样蒸发于旷野，他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去向，也不知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出关之前留下的《道德经》成为世界上除《圣经》之外销量最多的著作。据说，德国人几乎每家一册，名声如雷贯耳。

老子思想在中国古代传播甚广，很长一段时期占据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公元34年），西汉留侯张良的九世孙张陵（人称张道陵）在江西龙虎山烧药炼丹，以符水为人治病，并创立了道教。道教以老子《道德经》为教义，尊老子为教主，将老子扶上了神坛，教义也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道教称，主宰道教的为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此三清在宇宙未开、初开、已开三个时代分别掌控寰宇，主宰天道。老子是太上老君的化身，是宇宙已开时代的主宰者。这就把创立道学主张，遵从大自然规律的人神化了。道教后期分为两个分支，一支称正一派，一支称全真派，两派形成不同内部规定，有一定差异，但都向神坛演绎。我们从小说《封神演义》中看到，姜子牙下昆仑山时，他的师傅元始天尊交给他三件宝：一是杏黄旗，二是四不像（驯鹿），三是打神鞭。姜子牙凭借此三宝掌控封神榜，统领天下诸神，扶持周文王推翻商纣王朝，建立周王朝。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农家新建房屋，房梁上还贴一道符，上书“诸神退位，太公在此”，太公即姜太公，姜子牙。

老子思想被神化一度起到加温的作用，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物极必反，后来慢慢冷却，让儒家的人道思想占据上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定胜天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响亮地喊出“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老子的人与自然和谐主张被当作消极、颓废思想而否定。过分夸大人的力量，不顾客观条件强作为，如草原的活土层较薄，最适合长草，而硬要深翻播种庄稼，结果造成土地沙化。直到人们发现草原退化，河水断流，沙尘暴骤起之时，开始反思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党和国家明确提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逐步使国民经济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推动中华文明的第二大功臣是孔子。《史记》记载，孔子曾“适周问礼”：孔子去周王朝向老子请教，问了什么“礼”，史料中没有细说，但可以断定，没有谈拢。如果谈得投机，也许孔子就成了老子的门徒，不可能有道、儒两个学派传世了。

如果说，老子研究的课题是天道与人道，而孔子的学问则侧重于人道。他一生潜心研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认为其理论可以治国安邦。于是，驱车周游列国，说服各路诸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我，服从周王朝所定的礼教。孔子提出“三纲五常”伦理，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仁、义、礼、智、信”。仁者仁爱，父亲慈爱，孩子孝敬，在家尽孝，为国尽忠；义者宜也，就是适当，个人与国家、臣与君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以义维系；礼者礼仪，民间说的“羊羔跪母，马不欺母”形象地表达出一种礼，国家应成为礼仪之邦；智者智慧，民间称，“蝼蚁塞穴以避水，蜘蛛结网以为食”是一种智慧，提倡大智大勇。信者诚信，为人要有信誉，国家要讲诚信。“三纲五常”将封建社会的治国大略、政治生活、伦理道德高度概括，言简意赅、精粹凝练。孔子认为，治国如治家，修身指修养自身，使其品德高尚，然后影响家人与自己看齐。把治家之道扩大到社稷、民生，国泰民安，创天下大同。这一完整的理论体系很有科学性，但由于春秋时期国家林立，各自为政，孔子的主张得不到普遍响应。他晚年回到曲阜开办学堂，广收门徒，有3000弟子，涌现出72贤。

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先后编撰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论语》是孔子与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语录。《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孟轲撰写的著作。《大学》是孔子学生曾子的著作。《中庸》由孔子的孙子子思所撰。自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四书》《五经》成为历代封建社会学子的必读之书。历代封建王朝多用儒家思想治国安邦，《中庸》的概念是“不偏、不倚、不易、不变”，这是儒家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中华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和谐”，儒家认为，要达到和谐必须坚持中庸之道。而实行中庸必须把握三个度：一是承认各种事物各不相同，这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只能“和而不同”；二是要相互忍让，处理问题要达到彼此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中庸主要讲“和”，“和为贵”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政通人和”，要使事业兴旺需“内和外顺、和衷共济”，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坚持中庸之道，方可实现上述目标。两千多年来，儒家这一哲学指导思想，在国民心中扎下根。

2001年清明节时，我去山东曲阜朝拜孔子，参观了孔府、孔庙和孔陵。当地文化部门领导亲自导游，介绍说：封建社会的历代帝王都要朝拜孔子，有的举行隆重的封禅仪式，封一次，加一次封号。孔子最后的封号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六个字的称谓无与伦比。孔子的府邸和庙堂与帝王的等级相同，均为黄色龙凤装饰，两千多年未遭破损。日本人侵华，天皇下令不准毁坏孔庙。“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围困孔府，周恩来总理直接指示警卫部队严加保护。现在全球约有400万孔氏后人，可见孔子的显赫远超历代帝王。

孔子晚年的职业是老师，“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每千人就有24名达到贤级水平。这等教学水平与效率无人可比。两千年来，国人把孔子视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人民教师，他不仅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河，而且在他办学精神鼓舞下，历朝历代开办学堂蔚然成风。值得标榜的是，早在春秋时期，齐鲁大地率先兴起官办学堂。齐国在都城临淄建立稷下学宫，广收各家学派的学生，毕业后分别授予稷下先生、稷下学士、博士等称号，明确学宫诸子可以自由品评时政“不治而议论”。这个学宫开放、自由、兼容、并蓄，早期推崇道学，后来儒家学派的荀子主持学宫学政，其学生韩非子又属于法家门徒。各家学子在学宫自由争论，有时似乎水火不容，但并不影响同堂学友的关系。几乎在同一时代，与稷下学宫遥相呼应的是西方学霸柏拉图创建的雅典学园，以及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立的吕克昂学园。遗憾的是，秦统一之后，封杀了这所学堂。孔子的私学，稷下学堂的官学，是古代两盏明灯，为华夏教育树立标杆。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全国车同轨，书同文，功劳之大世代相传。但他的“焚书坑儒”之举使业已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失去光环。很长一段时间，文化陷入低潮。直到西汉武帝年间，从宫廷走出一位大文豪—— 司马迁。

司马迁自幼好学多才，他潜心研究历史，从20多岁开始，到全国各地考察。从陕西出发，经河南赴湖北，亲到屈原投江的汨罗江。再赴湖南、江西，登庐山。返折向东，经浙江到江苏，探访韩信故地淮阴，考察刘邦故乡沛县及陈胜吴广起义之所。继续经由安徽北上，赴山东朝拜曲阜孔庙，顺访齐国都城。回首河南开封，返回长安。两年后，在汉武帝帐下任职郎中。虽是一名小官，但有机会随同汉武帝出巡，先后到陕西、河南、河北、甘肃、宁夏、四川、云南各地考察，有资料记载，还来过今内蒙古的五原。他几乎走遍汉王朝的所有辖地，积累了大量的文史、地理资料。到28岁时，升任太史令。有此职务之便，他下决心自著一部史书。38岁那年，正当他踌躇满志发愤创作之际，只为汉朝名将李陵说了一句开脱罪责的话，激怒了汉武帝，被处以死刑。当时汉朝的法律规定，获死刑者如要免死，有两法，一是交50万钱赎身；二是以腐刑（即割掉男性生殖器）替代。司马迁立志著书，但无钱赎身，只好忍受奇耻大辱，接受腐刑活了下来，继续著书立说。约在他46岁时，完成《史记》全稿。

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以人物传记为主干书写历史，开启了以人为本的中国史。该书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年间的三千多年历史。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130篇，约52万字。《史记》不仅是史学家的母本，也是文学的母本。学界评价，我国散文成就最高是在汉代，汉代成就最高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最高是《史记》。

我在土默特右旗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读《史记》，因对文言文的生疏，边查字典边阅读，十分艰难。用了两年时间，全文通读后，感慨良多。惊叹司马迁的决心、志气、毅力和忍辱负重，同时钦佩他的才华与能力。这样一部巨著，若是我辈承担，可能需要组织几十号人的团队方可完成，而司马迁是一人所著。

我国第二部史书巨著是宋朝的《资治通鉴》。该书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宋朝年间约1360多年，涵盖了16个王朝的历史。全书294卷，300多万字，时间跨度长，体积容量大，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资治通鉴》由宋朝司马光担任主编，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等人协助完成。书体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叙述了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王朝的兴盛，也记载了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代的衰落。

司马光的名字自幼耳熟能详，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就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幼年的司马光与一群孩子玩耍，一名小孩儿不慎掉入一个大水缸。眼看奄奄一息，小孩子们惊骇不知所措时，司马光急中生智，拿起一块大石头将水缸砸破，水流走了，小孩得救了。司马光的机智、勇敢在青少年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记。

为了阅读《资治通鉴》，我在职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班学习期间，敷衍了其他科目，专心攻读古代汉语，基本上扫清了文言文中的“拦路虎”。1985至1988年的近三年中，读完这本“巨著”。

司马光原籍今山西省夏县。1019年生于今河南省光山县。19岁进士及第，先后任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枢密副使。晚年职务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相当于丞相级别的高官。他学识渊博，史学、哲学、经学、文学样样精通。他为人忠直严谨，低调淡泊，文学上主张“文以载道”。因政治上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离开朝廷15年，潜心编撰史书。书成之初，冠名《通志》。后经宋神宗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书中的内容既有历史传承的史实，又有对政权更替、历史人物的评价。凭着司马光的学识，和身居高位的视野，所书史实是可信的，对人物事件的评价总体上是公正的。

《资治通鉴》与《史记》均为写史，而文体不同。《史记》属纪传体，以人物为主线。《资治通鉴》属编年体，以时间为主线。《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包含了远古神话与人类的早期文明，侧重人物的刻画与文学色彩。《资治通鉴》按时间顺序记载事件，纵向梳理历史脉络，旨在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借鉴，侧重政治谋略与历史总结。两部大作在我国历史与文学史上均有极高的地位。读罢两部巨著，我曾写过两篇读后感，最大的感受是以史为鉴，可资政育人，凡从政为官之人，应读读这两部巨著，对于理清从政之道，服务好社稷民生大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