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演进，为中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孔夫子出生之前，中华大地就产生了近3000首诗歌，经孔子删定，选305首成书，冠名《诗》。汉代将此书捧为经典，后人称其为《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均为四言体，工整、押韵，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因无作者姓名，文学界将其鉴定为“劳动人民集体创作”，这是文学作品的最早文体。
在《诗经》广为流传的过程中，楚国上层官员中走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多次向国君建言，防范外敌侵入，而刚愎自用的楚王一意孤行，不予理睬。悲愤之下屈原创作了《离骚》，他以自己独特的诗体，慷慨激昂的言辞，无情地鞭挞了国君的误国行径，表达了真挚的爱国情怀。面对国破家亡，他选择了投河自尽，以死明志。楚国的百姓自发地以包粽子喂鱼来呵护大贤躯体，表达对屈原的怀念。我国五月初五端午节最早是一个卫生节。因时值农历五月，气候转热，草长蝇飞，细菌滋生，容易得病，因此要消毒、祛邪、健体。屈原去世，端午节加入了纪念爱国主义诗人的文化内涵，从古流传至今。
到后汉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周围集聚了一批文人雅士，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掀起了诗歌的第一次高潮，学界称为建安风骨，代表人物有曹氏父子及孔融等建安七子。曹操的《龟虽寿》《观沧海》成为后人诵读的名篇。曹丕不但诗写得好，尚有文学理论作品《典论·论文》。曹植更是词采华懋，他七步成诗的故事，流传千古。在曹家诗风的影响下，东西两晋涌现出阮籍、嵇康、山涛等一批名士。之后，更有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大文论家刘勰，化学家葛洪，天文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特别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及田园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晋后的中国出现了“五胡乱华”，北方草原的匈奴、鲜卑、羯、羝、羌等入主中原，形成十六国。江南出现宋、齐、梁、陈四国，华夏一度战火弥漫。隋文帝杨坚雄才伟略，平息了南北之乱，建立了统一的国家隋朝。隋朝开国之初，励精图治，启动了不少强兵富国举措，特别是大运河的开凿，促进了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但由于接班人未选好，杨广继位胡作非为，建朝仅38年就丧失了政权。因其时间短暂，在文化事业上的作为不多。
中国历史步入唐朝，进入了一个文化鼎盛的时期，特别是诗歌文学达到顶峰。鲁迅先生说：“好诗已被唐人写尽，后人要超过唐诗，除非有翻过如来佛手心的本领。”
唐朝之所以能涌现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刘禹锡等一大批伟大的诗人，《全唐诗》尚有49000多首，诗作者2800余人。这是清代收集整理的，几百年散失的诗篇还未计入列。这得益于国家的开放，政治的开明，社会的安定和对多种文化的包容。唐朝立国之初的“贞观之治”轻赋税，薄徭役，使国民休养生息；帝王礼贤下士，善于纳谏，广开言路，兼听则明；外交上广结善缘，四方来朝，平等相待，特别是吸纳世界文明为我所用，体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
唐朝的疆域不比之前的汉朝大，不及之后的元、明、清广，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比之前的隋朝和之后的宋朝，但百姓幸福指数高，国家对外影响力大。当时的长安城中有三万多留学生，仅日本留学生就一万多。这些留学生还可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为官，有一位波斯人被派遣到东罗马帝国做大使。唐朝允许儒、佛、道三教自由发展，唐太宗为佛教高僧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作了《序》，冠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名臣褚遂良还将此《序》写成书法名篇。阿拉伯人在长安人数甚多，均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波斯的祆教在长安建有教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安将不少疏远的势力化为朋友，一大批学者、名流应运而生。
唐诗在各类文学中首屈一指，覆盖面广、顶尖人物多。从官场到民间，诗人层出不穷。唐朝初年，就有陈子昂、杜审言、卢照邻、骆宾王、上官仪、张若虚等诗人，更有少年才俊王勃的盖世名篇《滕王阁序》。王勃不幸英年早逝，27岁就告别人寰。朝廷中的官员大多做官、作诗两不误，其中官至三品以上者有张九龄、元祯、高适、贺知章、刘禹锡、韩愈、韦应物等；四品以上者有杜牧、王维、柳宗元、岑参、刘长卿、张籍、沈佺期等；六品以下官员有宋之问、崔颢、杨烔、王昌龄、李商隐、贾岛、王之涣、孟郊等；民间诗人数不胜数。在这个诗人群体中，成就最大者当属李白、杜甫、白居易。
李白号称“诗仙”，诗风最大的特点是浪漫，后人称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当之无愧。他出生在盛唐时期，为人爽朗，乐于交友，喜酒好诗，一生游历名川大山，随时、随处吟诗作赋，所到之处都有诗友盛情款待。大凡酒宴，都有诗篇，故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口碑。李白作诗，字里行间闪耀着浪漫。如，《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有一种博大的气魄。《蜀道难》开篇：“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前边7个字，只有两个实词“危”与“高”，五个文言虚词。如果用敕勒川方言解释，即“啊呀，好狗的高呀”。《将进酒》一诗更浪漫：“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即使在他孤独之时，也表现出一种浪漫，如“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本是一人独饮，举起酒杯邀请月亮一起共饮。无意中发现月光下一个人影，便将其说成是三人共饮，将无聊变成欢乐，苦闷中表现出浪漫。不过，李白不善为官之道，当年受唐玄宗李隆基赏识，封他为翰林供奉，在受命作书时，他竟敢让杨贵妃研墨，高力士脱靴。有一次天子传唤，他竟醉卧在船舱。有诗为证：“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在李白五十多岁时，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唐玄宗在西逃成都的路上，发生“马嵬坡兵变”。他把皇位让给儿子李亨，史称“肃宗”。此时，李白携妻逃往江西庐山避祸。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应唐玄宗另一个儿子李璘之邀，在其帐下做了幕僚。肃宗帝命其弟李璘赴成都侍奉其父李隆基，而李璘未从命，东下金陵。肃宗李亨以藐视皇权为由，诛杀了李璘。李白便成了叛军之贼，被抓捕入狱，又流放夜郎（今贵州）。庆幸一年后肃宗皇帝颁布大赦令，李白被赦。听到赦令，李白立即搭船东赴金陵，船头吟出一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时的李白已年近花甲，从诗意可以看出他当时被大赦的喜悦心情。同时，也看出诗风仍显现出浪漫的特征。李白于公元762年去世，享年62岁，被后人称为“诗仙”。他的诗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流芳千古。
杜甫比李白小11岁，“安史之乱”之前，仅是朝廷一个看守兵器的小官。唐玄宗西逃，杜甫在流亡中见到皇帝，被封为谏官“左拾遗”。只因杜甫耿直率真，说话不慎，一个月后就被贬为芥末小职。杜甫弃官远走，流落他乡，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正是由于在社会的底层，目睹了百姓之苦，官员之贪，社会的黑暗，笔下才能将贫苦人的苦心、苦事、苦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他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反映了兵士保家卫国的气概，民众深重苦难的心声和诗人的忧民情怀。他的律诗、绝句高度凝练，均是诗中精品，备受诗界称道。他的诗风最大特点是朴实、率真、接地气，用现在的话说，是“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民众。有的诗近似白话，如反映战火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不需注释，百姓也能看懂。正因为他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成为古代诗歌艺术的又一高峰。后人公认其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尊称杜甫为“诗圣”。
2004年，我去四川专门拜谒了成都市内的杜甫草堂。在这里通览了杜甫的一生经历，最难忘的是他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这是杜甫真实生活的写照。读罢杜甫的叹息，我也情不自禁地叹息：这样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竟是这样的生活境遇。58岁就离开了人间，令人惋惜、痛心。
在李白、杜甫去世之后，白居易诞生。此时，经历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平息，但藩镇势力抬头，唐朝处在由鼎盛走向衰弱的时期。白居易享年75岁，一生经历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皇帝。他进士及第，由一个九品小官晋升至二品大官，71岁从刑部尚书岗位退休。期间几曾遭贬，又几度被启用，盖因皇帝更替频繁，朝廷对他评价不一。他做了一辈子官，也写了一辈子诗，不论升迁还是贬职，没有停笔。退休之后，仍组织“耆老会”“九老图”与老年诗友为伍，吟诗作赋。
白居易诗作题材广泛，有描写风花雪月、饮酒放歌、种花养鱼、品茶赋诗、登山临水、访道参禅之诗；有反映人民生活的《观刈麦》《采地黄者》《上阳白发人》《卖炭翁》诗；有揭露贪官巧取豪夺的《杜陵叟》《重赋》诗；有抨击权贵的《杂兴》《黑潭龙》《城盐州》诗。特别是他的叙事长诗《琵琶行》《长恨歌》名气很大。《琵琶行》通过对歌妓高超奏技和不幸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的不合理社会现象。《长恨歌》看似感慨唐玄宗失位，杨贵妃丧命及两人失去的炙热爱情，实质是讥讽帝王的荒淫无度，导致唐朝由盛而衰。
白居易年轻时血气方刚，对社会的凋敝乱象无情揭露，且大胆谏言。由此得罪了当朝权贵，被削去太子左赞善大夫等高职，贬出京城，下放江州司马。江州在今江西九江，司马一职大概相当于州官手下一名助理，无所事事。时年44岁的白居易没有因此灰心丧气、发泄牢骚、自暴自弃，而是冷静地自我总结“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既然不能“兼济天下”，暂时选择“独善其身”。他在庐山香炉峰附近建了一座草堂，效仿陶渊明归隐桃花源。闲来无事，仰视山、俯听泉、捧书、抱琴、作诗。待到新皇帝登基，白居易奉调回长安，两年中，连升三级。他为官尽责，注重调研，同情百姓疾苦，不搞横征暴敛，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白居易的一生幼好学、长工文，前后历官十任，在黑暗官场中不为权贵所屈，不受党争之累，始终保持自身清白。他著文75卷，作诗3800余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理论，还发动“新乐府运动”，对当代和后世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为官之道成为千古名言，对当今我辈从政很有教益。
唐末豪强四起，形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一代枭雄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窃取后主柴荣幼子的王权，成为宋朝开国皇帝。登上皇位之后，一直担心部下兵变夺去他的宝座。为防止将帅形成个人势力，频繁地进行将帅调防或易职，致使军队官不识兵，兵不识官，削弱了战斗力。当辽、金大军袭来时无力抵抗，选择南逃，偏安杭州一隅，由北宋变为南宋。而宋朝立国之初，就对文化十分重视，制定了“扬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因此宋朝的文化十分繁荣。
宋代文化吸取了唐诗的精华，创立了宋词。与唐诗相比，宋词在遵循韵律的基础上，句式改为长短相间、风格婉约细腻，便于抒发情感，更适合不同阶层群体的创作和不同场合的运用。由于官方的重视与倡导，名人贤士脱颖而出：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曾巩、苏辙、黄庭坚、范成大、陆游、杨万里、朱熹、晏殊、晏几道、文天祥等大家各领风骚。有名气的诗人超百人之多，尚有女中豪杰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更彰显了宋词的风格。宋朝的书法、绘画、散文等文学艺术均有较大的成就。
元朝疆域跨度大，使东西文化得到广泛的交流。元代涌现出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等一批剧作家，戏剧文化艺术深受人民大众喜爱。伴随着戏剧文化的发展，元曲在中华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元曲的文学体裁与宋词的词牌不同，属于曲牌，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词曲格式虽固定，但可以在固定的音节中衬字；二是曲牌以调为主，且分南曲、北曲；三是语言通俗，抒情直爽，有北方民族的风味。元曲分剧曲、散曲两大块，剧曲是戏曲之曲，以第一人称来唱；散曲无戏剧情节，分为套数、小令两种形式，多用北方方言。千百年来，国人说到诗词，都将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颂，元曲的文学价值可见一斑。
明清两朝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小说，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产生在这个时代。小说的故事情节、景物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便于人民大众接受，受众群体范围广。由小说翻版的评书更是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平民百姓也能学说几段。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属中层文化范畴，作者巧妙地将自己的道德伦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渗透在作品之中，达到中层文化与顶层文化的有机结合。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持一种“汉朝天下刘家坐”的正统思想，明显有褒刘贬曹的倾向。书中有一段描述东吴谋臣问诸葛亮：“天有姓乎？”诸葛亮回答：“有。”“姓啥？”“姓刘。”“为什么？”“天子姓刘。”意思是说天的儿子姓刘，他的父亲一定姓刘。
《西游记》中，从唐僧三个弟子的名字可以看出佛教理念。佛教的最高境界是“空”，唐僧的大弟子名为“悟空”。佛教讲究戒律，二弟子名为“八戒”。三弟子叫“沙僧”，为一般的僧徒。三个名字是三个佛学层次，不能颠倒。此外，暗示了一个理念：作为领导，首先是意志，第二是思想，其次是才能。孙悟空的本事最大，为什么唐僧是领导？因为唐僧西天取经，百折不挠，义无反顾，无论什么艰难险阻、妖魔鬼怪，都无法阻挡他的决心。而孙悟空“生气了”要回花果山，猪八戒“生气了”要返回高老庄，都曾产生过动摇，唐僧从未动摇过。佛教思想强调以善为本，无论遇到何种险境，唐僧总是默念“善哉”，坚持佛理不改变。因此唐僧老犯错误，师徒身份终无改变。看完电影《三打白骨精》后，郭沫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严厉批评唐僧的错误。而毛泽东主席也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意为唐僧的错误可作为教训，而主要矛盾在“妖”，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水浒传》《三国演义》名著中还能看到一种“主弱从强”的现象。宋江弱，一百单八将强，所有好汉都尊宋江为大哥。刘备弱，关羽、张飞、赵云强，五虎上将都听刘备的号令。由此反映出社会的文化现象。
初读《红楼梦》，有一种家庭琐事、儿女情长和卿卿我我的感觉。细读之后才感到，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文学水平最高。《红楼梦》中有上千首诗、词、歌、赋，包括顺口溜、民谣等，造诣极深。复杂的故事情节中，暗含了对封建社会的批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明社会贫富悬殊；有钱的官官相护，无钱的起诉无门，这表明了社会的不公道；大观园那样显赫的家族，最终仍然如同封建社会一样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从清末民初至今，民歌、自由体诗普及到民众。工人和农民中的诗人层出不穷。散文、小说、通讯、报告文学等各类文学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民国时期的电影大受民众欢迎。戏剧从元代逐步普惠民间，各地均有地方戏，如山西晋剧、陕西秦腔、河北梆子、安徽黄梅戏、浙江越剧、上海沪剧、广东粤剧、四川川剧、东北二人转、内蒙古的乌兰牧骑及二人台等。新中国成立之初，相声文学艺术使民众开怀大笑，之后出现了小品，是相声的戏剧化。当今流行一种短信文化，是新时期出现的一种文体，其特点一是方便快捷，适合时代的节奏。二是短小精悍，一句话、一个词、一个问号或者感叹号都表达了作者的心理活动，对方能够立即领会。三是妙语连珠，幽默风趣。中国的词，有本义、引申义以及弦外之音，最有趣的是弦外之音。过去青年人至少阅读十几本长篇小说，现代人讨厌长篇大论，不愿阅读那么长的书籍。老年人坐在剧场观看晋剧很惬意，年轻人嫌弃他们拖沓，看不下去。因此，短小精悍之作招人喜欢。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西方文化传入，使东西文化交融，世界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推动了我国文化发展。但也有不少负面效应，金钱挂帅，物质刺激，导致人的欲望膨胀；对圣诞文化、情人节文化的迷恋，冲淡了我国的优良传统；一些年轻人崇洋媚外，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理想信念弱化，人文精神缺失，对五千年文明古国老祖宗留下的瑰宝淡漠。表现在文化艺术方面，书法绘画以丑为美，信笔涂鸦，诗歌不讲押韵，唱歌没有激情，小说让一些荒淫色情作品抢占了风头。这些虽然是枝节，但需引起重视。文学应该传播正能量，文化应弘扬主旋律。
时下，社会读书之风渐弱，看手机之风盛行。国人现在人手一机，有的儿童也有了手机。随时随地看手机读信息，成为人们普遍的习惯。不少人阅读文章、书籍也从手机上看，纸质的书籍被冷落了。一次，我到书市买书，售书员对我说：书卖不动了，有的书籍用秤称，论斤两卖。真为书籍叹息。我一直主张多读书，少看手机。疫情泛滥期间才和少数亲朋建立起微信。手机传来的信息虽有一定知识量，但多数只是博人眼球的无聊段子。什么大款沉浮、大腕风流，名人婚丧嫁娶、社会奇闻轶事等占据很大篇幅。手机新闻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和宣传教化的作用，但有时将完整的论著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许多个人博主的评论口若悬河、大肆摆乎。反映疫情的语音、短文有时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有些题目挂羊头卖狗肉。有的背景是新闻发布会现场，讲的内容是发帖者的私货。贩卖自己的言论，加上专家学者的头像，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分不清真假。有人借微信散布谣言，有人借网络发泄私愤，还有的跟帖骂娘，将原本不起眼之事添油加醋炒作，产生轰动效应。人们为了方便，欲获知识看手机，回答问题看手机。打开手机，天文地理、花鸟鱼虫、人间烟火无所不知，合上手机一问三不知。疫情发生，一段时间内邮局报纸、刊物停送，我想了解疫情信息，也只能天天看手机。看着看着头脑混了，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深深感悟到：如果全社会都把手机作为获得知识信息的主渠道，将使中华文化的传承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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