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每个人都热恋的地方，那里有祖辈耕耘的热土；有父亲送儿上学的足迹；有母亲饭菜的记忆；有邻里嘘寒问暖的乡音。一个人无论外出多远，故乡老景一直萦绕心间。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官至二品，在《回乡偶书》中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当代诗人贺敬之《回延安》中写道：“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道出对故乡热土的炽热之情。
在我国，家与国很难截然分开。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孔夫子在2000年前就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认为治国与治家之方是一致的。我们的先祖在完成他们的使命后葬身于国土之下，后人将国家称为祖国。热爱祖国一是热爱国土之上的人民，二是热爱承载生命的土地。而爱国首先应爱家、爱家乡，才能称得上家国情怀。1600年前，一首《敕勒歌》唱响了一个响当当的地名——敕勒川。它就在我们的脚下，这里是我们的故乡。2010年，我在退休前组建了“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协同一批老同志及志同道合的会员，深入研究敕勒川历史文化。经过十五个年头的探索，基本理清了敕勒川的历史沿革、文化传承脉络。
一、名称由来及地域范围
“敕勒”是一个民族，“敕勒川”是一个地名，这个地名由敕勒人一首民歌唱响。敕勒川在哪里？这首歌的开头两句就确定了位置。“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歌声告诉我们，敕勒川就在阴山下。阴山在哪里？经我会众多学者多方考证，明确：西起狼山，经乌拉山、大青山、蛮汉山、辉腾梁山、大马群山，东至滦河上游，全长1200公里。南北宽50—100公里。阴山两麓、黄河沿岸之间的广袤平原，即为敕勒川的范围。大致包括现行行政区划中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的全部，巴彦淖尔市中东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鄂尔多斯市北部，5个市所辖有29个旗县市区。
翻开史书一页，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动荡不安的时期，又是空前浩大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个时期有一个抢眼的名词“五胡乱华”，即匈奴、鲜卑、羯、羝、羌等草原民族入侵中原，建立了几十个政权。鲜卑的一支拓跋鲜卑，早年居住在大兴安岭的山洞之中，以狩猎为生。他们从洞中走出，举族南迁，沿着莫尔格勒河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开阔了眼界，并学会了骑射的本领。于是，跨上马背向西挺进，历经七难八阻，穿越今天的阿鲁科尔沁、锡林郭勒地区。之后翻越阴山山脉，来到今天土默川、河套这块黄河沿岸的平原，停下了脚步。
公元258年，拓跋鲜卑首领拓跋力微在阴山脚下与周围各部酋长聚会，在草原上开创鲜卑基业。到力微之孙拓跋猗卢时，拓跋一族声名大振，被晋朝皇帝封为“代公”。至公元338年，继任“代公”的拓跋什翼犍仿照晋朝体制建立代国，定都盛乐，即今天的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城，盛乐可视为历史上草原第一都城。公元376年，前秦的苻坚崛起，灭掉代国。7年之后，苻坚在“淝水之战”中惨败，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趁机召集旧部，在牛川（今乌兰察布境内）重建代国，同年迁都盛乐，改称魏国。为了与之前中原王朝曹操父子建立的魏国区分，称为北魏。拓跋珪制服了周边的敌对势力，使盛乐一度繁荣。在一片赞扬声中萌生了入主中原的雄心，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将盛乐、参合陂（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划入京畿范围，作为支撑北魏军粮、战马供给的后方基地。拓跋珪的孙子拓跋焘继位后，先后消灭周围诸多政权，统一了北方，拥有了中国大地的半壁江山。为了宣扬祖先的功劳，派遣朝臣李敞等人赴先祖的发祥地大兴安岭嘎仙洞祭祖。
2001年，我从呼伦贝尔海拉尔市乘坐森林小火车，行程13个小时，到达鄂伦春自治旗境内嘎仙洞考察。这个洞穴的洞口高12米，宽19米。洞内长92米，宽28米，穹顶高20余米。大厅内可容纳千人以上。洞外立有一个石碑，上有公元433年北魏中书侍郎李敞祭祖碑文，共201个字。虽然经过1550多年风吹雨打，但字迹清晰可辨。证实这里就是鲜卑人的发祥地。当时我联想到，鲜卑人为什么开凿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盖因先祖的洞穴基因及文化传承。从嘎仙洞返程，我查阅了鲜卑人的兴业历程，大致分为“四步曲”：第一步，发祥兴安，林海为家；第二步，跨进草原，盛乐开国；第三步，迁徙平城，统一北方；第四步，再迁洛阳，融入中华。在这个过程中，拓跋焘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当年北魏在盛乐立国，居住在漠北的柔然部一直虎视眈眈，常常骚扰边境。为了巩固边防，北魏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沿阴山山脉修筑了2000余公里的长城；二是设立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军事重镇。三是拓跋焘迁徙十几万漠北敕勒族安置在阴山两麓，负责守卫边防。敕勒族人使用的车轮高大，故而又称“高车族”。当时的阴山下气候温和，水草丰美，宜牧宜农。敕勒这个民族既忠勇强悍，又能歌善舞。他们在戍边游牧、农耕的过程中，站在阴山之阳，眺望广袤草原，动情地扯了几嗓子，唱出这首传延了1600年的敕勒歌。这首歌最初歌词为敕勒语，之后译为鲜卑语，再译为汉语。到宋朝郭茂倩编著《乐府民歌集》时，将其收入，成为中国北方有代表性的民歌，传唱至今。
二、北魏在历史上的作为
北魏时期特别注重佛教文化，他们陆续开凿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永嘉炳灵寺石窟、巩义石窟，还在敦煌的莫高窟开凿了13个佛龛。这些石窟的佛雕蕴含着古印度和古希腊文明，成为世界驰名的雕刻艺术宝库。之所以凿石窟供佛，盖因一方面有利于佛像的长期保护，不受风雨侵袭；另一方面石窟是敞开的，便于拜佛者瞻仰。事物具有两重性，有时是双刃剑。过度崇佛，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寺庙建筑，又使人们的斗志削弱，出现颓靡。晚唐诗人目睹从北魏延续下来的崇佛之风，忧心忡忡，写下一首诗《江南春》，描写了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盛行盛况：“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以想象，南朝都有480寺庙，北朝可能数量更多。
北魏帝王中最有作为者当属孝文帝拓跋宏。他12岁登基，32岁去世。在位期间，在其母冯太后的支持下，以皇帝的权威大胆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一是服饰一律穿汉服；二是以汉语为唯一通行语言；三是南迁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籍贯；四是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改名为元宏；五是将汉族的崔、卢、李、郑四大贵族与鲜卑的八大姓品级等同；六是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元宏帝率先纳汉族女子为妃，并为他的五个皇弟娶汉族女子为正妻；七是以汉族礼制改革鲜卑祭祀仪式；八是在官制、法律、礼仪、典章等方面完全汉化。这一系列改革是在掌握了国家统治权且没有外来逼迫的情况下，以惊人的胆略主动做出的决策。
与历代封建王朝命运相同，北魏早期励精图治，到后期政治腐败、官员贪婪，贡赋、徭役、横征暴敛，导致敕勒人反抗。公元524年，沃野镇举兵起义，引发六镇起义。之后，在怀朔镇的高欢与武川镇的宇文泰的操作下，分裂为东魏与西魏。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帝自立，建立北齐。宇文泰之子废西魏帝自立，建立北周。从拓跋珪在盛乐正式立国，到北魏覆灭，在历史上存续了148年。
三、敕勒川地域文化的特征
敕勒川这块地方，北有阴山横卧，南有黄河东流。山前是河套和土默川两块平原。山后有乌拉特、达尔罕茂明安、葛根塔拉、辉腾锡勒4块草原。平原、山川中镶嵌着乌梁素海、哈素海、岱海、黄旗海4个湖泊。黄河边上有如同弓上之弦的库布齐沙漠。呼和浩特和包头市城南各有一块湿地。乌拉山、大青山中还有片片原始森林。这8种地形地貌，是内蒙古版图的缩影。
在这块土地上，古代曾有匈奴、乌桓、鲜卑、敕勒、突厥、回鹘、沙陀、党项、蒙古、汉等20多个民族繁衍生息，地名曾经多次更替。秦统一之前称为河南地（意为黄河以南）。秦统一中国后，在今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设立云中郡，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隋唐时期，位于呼和浩特之北阴山中的白道，是隋与突厥发生冲突的军事要道，地名称为白道川。辽金时期，在呼和浩特市郊建立丰州城，地名称为丰州滩。自明代中后期，北元蒙古土默特部在此驻牧，称土默川。新中国成立后，包头市东称土默川，包头西称河套川。由于历史的演变、朝代的更替，大自然的寒来暑往，以及民族的形成与消亡，敕勒川地区有许多历史遗存。70万年前的大窑文化遗址，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所建云中城，秦统一后修建的秦直道和修筑的长城，汉代的昭君墓，北魏的盛乐城、怀朔镇，契丹人的丰州白塔，汪古部的赵王城，明代的美岱召、大召寺、归化城，清朝的绥远城等，都有传奇故事，文化积淀十分厚重。在林林总总的历史事件中，有几件大事对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
一是胡汉和亲。
西汉武帝年间，连续几次向匈奴用兵，导致匈奴内部分裂为两个分支。其中一支是呼韩邪单于（部落首领）向汉元帝请求“愿婿汉室以自亲”。汉元帝将后宫待诏王昭君扮为皇家之女，许配呼韩邪单于，封号“宁胡阏氏”。王昭君自愿请缨赴胡地，为单于生了儿子。单于去世后，依据当时游牧民族的收继婚习俗，下嫁单于长子，又生两个女儿。这一历史事件，结束了汉匈两族近160年的敌对状态，化干戈为玉帛，将两地人民从战火中解救出来，老百姓拍手称快。从敕勒川上现存的多个昭君墓遗迹可以看出，人民大众对王昭君一片怀念之情。而历代统治者及封建文人对此多有不同看法。从历代描写昭君出塞的近千篇诗词中可以看出，有一半以上的诗歌都是持反面态度的。曹雪芹所著《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中的《青冢怀古·七》写道：“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诗中的黑水，指呼和浩特昭君墓北面的大黑河。樗栎指不成材的歪脖树。诗意为王昭君在冰天雪地中手弹琵琶缓缓诉说她的怨愁。黑水哭得无法流动，汉朝的制度实在令人嗟叹，汉元帝你这个樗木之材，对自己的下作应该感到惭愧。这首诗代表了持反面态度的诗人的观点。
1963年，中共元老董必武一首《谒昭君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公正地阐述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对那些说三道四的文人给予严厉批评，自此平息了对胡汉和亲的噪声。我对胡汉和亲有五点理解：一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合的政治理念。二是揭示出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文化思维。三是反映了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的良好愿望。四是蕴含着爱国主义人文情怀。五是和亲举措可视为古代统一战线理念的典范。
二是北魏民族大融合。
北魏王朝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推动我国各民族的大融合。
首先是思想的融合，一个在历史上以狩猎、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能自觉地向汉族靠拢，主动接纳农耕文明和汉文化，并将百万鲜卑人和北方民族迁入中原，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转换。如果没有思想的转换，便不可能有如此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惊天动地的举动。
其次是文化融合。鲜卑人带着本民族的文化、草原多民族的文化、及吸纳古印度的佛教文化进入中原，与中原的儒道文化融为一体，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五胡乱华”是野蛮的，而文化相融是进步的。“胡人汉化”的过程为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我国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其思想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创空前之盛世。”文化的融合使北魏的文学、艺术、医学、音乐、建筑等方面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如北齐一首《敕勒歌》，一章《鼓角横吹曲》，一部《木兰辞》，一首《孔雀东南飞》，北魏成熟的魏碑字体，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为中华文化增添了风采。
第三是民族血缘的融合。大批胡人入主中原，普遍与汉族通婚。胡人不再以一个单一的民族存在，在汉族大家庭中得到永生。隋唐时期，鲜卑、匈奴等民族的后裔出现了汉族姓氏，有刘氏、高氏、窦氏、房氏、李氏、元氏、宇文氏、长孙氏、独孤氏等。唐朝皇室李氏是鲜卑与汉族混血，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族。李世民的皇后是鲜卑族，唐高宗李治的血统中3/4是鲜卑族。隋炀帝杨广的母亲是鲜卑族，与李渊的母亲为亲姐妹。其他王侯将相、士农工商中，混血人数不可胜数。胡人汉化的过程，消除了民族间的矛盾，减少了排斥和对立，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是明蒙隆庆和议。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退出京城，在塞外草原上建立北元汗廷。明朝统治276年，与北元汗廷对峙相始相终。元帝国败退草原后，北元汗廷内部产生分裂，延续较长时间，直到公元1510年，成吉思汗第十五代孙达延汗振兴汗廷，将蒙古部落分封为六个万户。东有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哈三个万户，西有土默特、永谢布、鄂尔多斯三个万户。其中土默特万户由达延汗之孙俺答统领，称为阿勒坦汗。
明朝立国之初，对北元频繁用兵，在无法征服的情况下，采用了经济封锁政策。土默特部的游牧经济自身十分脆弱，加之天灾、病疫和战火消耗，陷入困境。阿勒坦汗无奈，向明朝提出求和，而明朝却不予理睬，一味地采取“烧荒、捣巢、赶马、杀使”之举。迫使阿勒坦汗用兵压境，强行与明朝交易。于是，长城内外战火连绵，两地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公元1570年，明朝嘉靖皇帝去世，继任者隆庆帝主政。阿勒坦汗再次向明朝表达求和诚意，在名臣高拱、张居正及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的斡旋下，达成和议。于是公元1571年，在位于今山西大同与内蒙古丰镇交界处的得胜堡高筑亮马台。隆庆帝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封其夫人为忠顺夫人，阿勒坦汗部属一一封赏。同时订立了信守和平、互开马市、通贡互市的条款。
通贡互市使明蒙两方获得双赢，长城内外出现和平局面。蒙古部落的生活有了粮食、蔬菜、布匹及生活日用工具；牛、马、裘皮等农畜产品进入中原。长城关口建立商贸市场，蒙汉民族的往来，增进了友谊。这是一个明智之举，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对后世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意义重大。
四是西口风情二人台。
从清代至民国，中华民族曾有三次移民潮：一是鲁、豫、皖一带居民闯关东，二是粤、桂、闽一带居民下南洋，三是晋、陕、冀一带居民走西口。明长城东西7300公里，从东到西关口甚多。清朝建立之后，在长城沿线设立五路驿站，即杀虎口、张家口、古北口、独石口、喜峰口，人们习惯将杀虎口称为西口。走西口泛指晋陕冀居民过长城、出口外，来到阴山脚下的敕勒川地区。早期走西口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各类小手工业者、商人以及民间艺人。最初由春出秋归的“雁民”过渡到敕勒川定居；由外出打工和小本经营到兴办商铺作坊；由客居简陋的工棚到兴建“板升”（蒙语房子），由受雇放牧、租种土地，到购地自耕自种；由两地淳朴的伙伴搭档，到成为安达（蒙古语朋友）。有些还通婚结亲。走西口反映了内地民众穷则思变的志向，促成长城内外经济的繁荣。走西口走出了文化，使中原与草原、蒙古族与汉族不同母体的文化在塞外交融，打造出一个地区戏剧二人台。
二人台小戏《走西口》一开场，女角唱道：“家住在太原，爹爹孙朋安。生下我一枝花，取名孙玉莲。玉莲我一十八岁整，刚和太春配成婚”。男角上场唱道：“咸丰正五年，山西遭年限。有钱的人粮满仓，受苦人真可怜。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男女演员短短12句唱词，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的时代背景以及走西口的原因。一对小夫妻成婚一个月，因生活所迫走西口，难分难解，如诉如泣的唱腔使观众热泪盈眶。
二人台深刻反映出中原与草原两个地区、汉族与蒙古族两个民族文化的融合。一是唱腔既有晋陕冀民歌的韵味，又有蒙古民歌的音符；二是舞蹈中既包含中原地区的秧歌、社火表演动作，又有草原游牧乘骑的姿势；三是汉语中夹杂蒙古语，蒙古语中掺和汉语；四是大量运用方言俗语，特别是串话、歇后语，很有特色；五是二人台的牌子曲由5种曲调合成。包括晋、陕、冀、汉族曲调，蒙古族中西部地区曲调，蒙古宫廷音乐及部分宗教音乐，唐宋以来的古乐曲。多种音符，兼容并蓄，可谓北方丝竹，塞外和声。
二人台的形成由个体信口而唱的敕勒川民歌，到打坐腔，再到打玩意儿，然后搭建土台演出，经历了100多年的演变。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才正式命名为二人台，目前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内蒙古的二人台名演员武利平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位于敕勒川中心地区的土默特右旗，被命名为“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二人台”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台，应该理解为两个地区、两个民族共筑之台，共谱之曲，共同创造的文化艺术品牌。
五是塞外红色革命策源地。
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敕勒川地区的蒙古族青年云亨、经权、安祥、巴文峒等人于1912年成为老同盟会员。在革命军进驻包头期间，同盟会任命云亨为绥远城将军，经权为归化城副都统。
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土默特籍青年荣耀先于192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1925年间，在京读书的土默特籍青年李裕智、多松年、吉雅泰、奎璧、孟纯、赵诚、佛鼎、云润、春和、乌兰夫等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先后回到敕勒川地区，点燃了革命之火。1928年，在莫斯科中共“六大”期间，乌兰夫与驻共产国际代表王若飞相识。次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在莫斯科学习的乌兰夫、佛鼎等4人回国，组建了中共西蒙工委。佛鼎、乌兰夫先后任书记，在敕勒川地区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在中共西蒙工委的宣传指导下，敕勒川人云继先、朱实夫和云蔚等率领1000多蒙古族官兵发动了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打响了敕勒川地区抗日第一枪。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敕勒川地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到1942年间，敕勒川地区共有108人分批、分期跨过敌人封锁的黄河，奔赴延安。其中，蒙古族有77人，女性有24人。1941年，乌兰夫奉调延安工作，1945年，参加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绥蒙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乌兰夫率领一批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干部回到内蒙古，开展民族自治运动。先到苏尼特旗，阻止了伪蒙疆高等法院院长补英达赉为首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独立活动。随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夫当选为主席。随后将联合会址迁至张家口，再率联合会代表与呼伦贝尔成立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代表在承德召开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史称“四三”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于1947年5月1日，在今兴安盟的乌兰浩特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当选为主席。自此，塞外的红色革命完成了使命，开创了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先河。上述事例表明，敕勒川地区的革命志士觉醒较早，在民族解放及建立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道路上，走在前列。
六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金三角。
内蒙古地域横跨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东、西、南与国内8个省区相邻，北与俄罗斯、蒙古接壤，边界线长达4200公里，是我国北部边疆的生态屏障和安全屏障。敕勒川地区位于全区的中西部，当下行政区划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构成一个三角形，在古敕勒川的核心区域。自明朝中后期，这里建立了阿勒坦汗王府、归化城。清代建立绥远城，在黄河中上游的河口镇、毛岱、包头南海子，设有官渡。1921年，张家口到呼和浩特的火车开通，1923年，向西通到包头市。使敕勒川地区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经济社会一直处在内蒙古大草原的前列。新中国成立后，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包头市于1958年建成钢铁厂，率先进入工业文明。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市成为自治区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呼、包、鄂被誉为自治区的金三角，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引领着现代化建设的潮流与方向。
以上所说的6个方面，是敕勒川地区的6个显著特点，也可以说是6大亮点。由此，综合分析，敕勒川文化有四大特征；
一是地处草原和中原的结合部，具有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地域性特征；
二是从古至今是多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的地区，其文化是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复合型文化特征；
三是各民族长期相濡以沫地共同生活，使其文化形成了海纳百川的宏大气魄，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
四是自明代中后期以来，一直引导着塞北草原的时代潮流与发展方向，具有先进性、开创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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