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松龄简介：
别名吉世勋，蒙古名赛胜阿，蒙古族，1899年6月8日出生于察哈尔左翼正黄旗（现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1915年入正黄旗小学读书。1924年在张家口入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出席在张家口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6年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骑兵第1营营长。1927年8月，出席在乌兰巴托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1930年9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3年初，奉派回内蒙古西部地区从事地下工作，在国民党绥东剿匪司令部任参谋长。1937年春，任蒙旗保安总队第1大队队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蒙旗保安总队改编为蒙旗混成旅时，任第1团团长，并于10月率部参加区狙击日军的归绥保卫战。1938年初，该部队改称蒙旗独立旅，一度任代理旅长。同年6月，中共中央在该旅成立军政委员会时，任军事委员。1939年夏，蒙旗独立旅扩编为新编陆军第3师，任第7团团长，后升任副师长。1941年新三师奉命从伊盟开往甘肃靖远县整训时，受傅作义委任到陕坝，准备出任绥东游击司令，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42年2月10日，在陕坝被国民党特务策划暗杀，年仅44岁。1989年6月3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伟大的“五•四”运动唤醒了内蒙古草原上沉睡的人们，一批批爱国青年投身到挽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斗争行列，察哈尔第二高级小学的青年学生们也一个个涌入这个革命的洪流之中。1920年，纪松龄同志同有志于革命事业的七名同学以“拜把子”的形式，结成了革命的群体。他排行老二，其他七个人是宝音巴特尔，莫杰、云木庆、付贤德、孟克敖其尔、朱日明、察干胡.他们最初的斗争方式和内容是在牧民中宣传反对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反对卖国条约，抵制洋货，反对垦荒等。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他们相继离开家乡，到张家口、北京，通过读书、参军、进讲武堂等渠道，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并加入了革命队伍。他们这些人的家境都比较好，特别是纪松龄同志的家庭生活十分富裕，他满可以依仗祖上留下的家产过轻闲的生活，但是，他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没有犹虑，没有踌躇，更没有害怕掉脑袋。他在人生的紧要关头，迈出了正确的一步，成为我区最早的革命者之一。
1925年，纪松龄他们这批革命青年云集到张家口，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筹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纪松龄同志坚决服从北方区委的决定，积极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大会。根据大会议定，成立一支蒙古族骑兵部队是该党的首要任务。林西军校是根据共产国际代表奥其尔于1925年12月17日的报告，成立的共产党军事政治学校。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决定招收学员200名，为此筹集经费一万五千元。纪松龄同志接受了中央委员会交给他的任务，出任林西军官学校的校长职务。冯玉祥将军时任西北边防督办驻张家口，他对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表示了支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之际，他还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冯军南口失败后，中央党部和军校随冯玉祥的军队撤到包头，同原张家口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合并为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原任校长是多尔济扎布，合校后由纪松龄同志继任校长职务。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共产国际领导下，创办军校培养军事人材，目的是组建一支革命军队。纪松龄同志的工作十分繁重，他的工作也得到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和信任。
1927年，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了各地。内蒙古地区的国民党右派步着蒋介石的后尘，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曾经一度篡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长的白云梯背叛革命，投靠蒋介石集团，也拿起了反革命的屠刀。他暗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指挥旺丹尼玛，又借故杀害了军官学校的包文焕等两名进步青年，为其进一步实现反革命目的疏平道路。为了反击白云梯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李裕智、纪松龄、奎壁等同志与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8月，纪松龄同志代表察哈尔地区的党员，出席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召开的特别会义。纪松龄同志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同白云梯之流展开了斗争，通过事实揭露了白云梯等人背叛革命的罪行。由于共产国际的代表坚定地支持了左派力量，纪松龄被增选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白云梯之流滚下了领导地位。然而蒙古国的右派领导人支持白云梯之流，并将他们先期偷渡回国。白云梯回到宁夏后，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还封锁乌兰巴托会议的精神，不知羞耻地还以委员长的身份出现，篡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指挥权，并无故逮捕了李裕智同志，把革命军的“红五星”袖标换成国民党“青天白日”徽记，公开走上了反革命道路。在这紧急关 头，纪松龄同志提议以包头军官学校的进步学员为主，联合伊盟“新独贵龙”组织和“老一团”的革命力量举行暴动，营救李裕智，惩治白云梯的倒行逆施。他的这一主张虽然带有冒险性，但是，对于白云梯这种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在没有别的任何指望的情况下，也只能是背水一战了。然而其他几个同志不同意纪松龄同志的意见，犹豫之际李裕智同志被害，军校学员也被解除武装，白云梯搞的“清党宣言”通电全国，通辑令中把纪松龄列为榜首。形势万分紧急，白云梯又派出军队包围了纪松龄、奎壁等同志的驻地。纪松龄同志临危不惧，帮助当时体弱患病的奎壁及其他五名同志，冲出了包围圈，东渡黄河转入地下活动。
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巴托特别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委员长名叫孟和乌力计，是伊盟与独贵龙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人。1929年，由于喜尼喇嘛遇害使独贵龙运动转入低潮。孟和乌力计也受其影响而失去革命意志。1930年初，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委会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试图把党中央从蒙古国迁回伊盟，以便直接领导那里的独贵龙运动。那时候，该党中央委员不剩几个人了，纪松龄、宝音巴特尔、白海峰成为事实上的主要领导人。白海峰赴东蒙领导武装暴动去了。纪松龄、宝音巴特尔、莫杰三人赴伊盟开辟工作。当时，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处于低潮，革命党人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但是，他们三人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所吓倒。他们勇敢机智地同敌人斗争，紧紧依靠革命党人和广大农牧民群众，在伊盟鸟审旗，顺利召开了“察哈尔、鄂尔多斯秘密会议”。会议期间研究并决定了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阿拉善、土默特等地党的领导机构。重新登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党员名单，在整顿该党的基层组织的同时，安排了党的工作。他们以乌审旗党委的名义，向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作了书面报告。这个文件远在三十年代的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内蒙古地区的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是无以伦比的。文件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战斗性融为一体，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的意图，对内蒙古人民的革命任务和前途，对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和策略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把封建官僚主义对内蒙古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1933年，日寇侵占了热河省。日伪军李守信部攻占了察北重镇多伦县。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在抗日反蒋的口号下，组织抗日同盟军，他的义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很多中共党员从不同渠道加入了同盟军，有的同志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其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随着局势的变化，中央机关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党员直接受各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实际上转入了中共党组织。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共产国际一直参与领导工作。纪松龄同志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潜入国民党绥东四旗剿匪司令部，他以卓越的工作能力和参谋长的身份，说服达司令率部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在震惊中外的察北抗战中，于吉鸿昌、方振武等并肩战斗，立下了赫赫战功。纪松龄同志在这支部队待了三年之久，也就做了三年赤化工作。在他的影响下，这支部队从长官到士兵都提倡爱国保家，枪口对外不对共产党。即是纪松龄同志因工作需要离开部队后，他们也始终保持着进步的作风，直到1945年8月向革命阵营投诚。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部队在绥东抗战中的表现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称颂。那是1936年初秋，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张家口和坝上六县。汉奸头目王英、王道一打头阵，进攻绥东要地红格尔图村。国民党绥远省首席长官傅作义将军作了充分的抗日准备，他还容忍中共党员的抗日活动。纪松龄同志在集宁主持战事。他为了达密凌苏龙下决心抗日，动员达司令把家眷搬到集宁住下来。第一次红格尔图战斗暴发了，达密凌苏龙和纪松龄同志都到前线指挥了战斗。经过一场恶战，日伪军一千五百余人马被击退，率军头目王道一回嘉卜寺被其日本主子问罪枪毙。同年11月，日本侵略军不甘心失败，发动了第二次红格尔图战役。这次日本侵略军接受了上次教训，调动人马五千余众，伪军大头目王英亲自挂师，由日本关东军的飞机，大炮配合作战。王英特地从伪蒙古军李守信那儿借得尹宝山部协同侵犯。傅作义将军虽然有抗日决心，但是，由于抗日战线长，兵力不足，主力部队无法远离归绥，留守红格尔图的正规军只有两个加强连。守围红村的任务主要依靠绥东四旗剿匪司令部的人马，还有该村的天主教徒组成的民团武装。如果从兵员和武器装备来比较的话，抗日军民所面临的敌人要强大5倍以上。战斗持续三天，敌伪军组织三、四十次攻城，红格尔图村安然无恙。曾亲身经历那场战斗的人回忆：当日伪军向红格尔图组织进攻时，蒙古族骑兵部队就向敌伪军的侧翼冲锋，迫使敌伪军放弃攻城应付蒙兵的冲击。日伪军试图同蒙兵来一场决战，但是找不到机会。
因为骑兵部队进攻突然，撤退神速。就这样，一直相持到国民党大部队的反攻，取得了绥东抗战的辉煌胜利。这次胜利不只是绥东的胜利，而且是“9•18”事变以来我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影响最大的一次胜利。当时报纸，电台作了振奋人心的宣传，国民党中央新闻社还拍了电影。纪松龄同志在绥东抗战中的功劳业绩始终记录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上。
30年代初，苏尼特右旗的亲王德穆楚克栋日普跃上了政治舞台。他所主张的蒙古自治运动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他所维护的是封建王公的专制统治，他在百灵庙筹建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最终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傀儡机构，成为内蒙古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绊脚石。为了除掉这个绊脚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作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瓦解德王的军事力量是主要办法，同时要掌握和组建革命的武装力量。1933年，纪松龄同志潜入国民党绥东四旗剿匪司令部，1936年，毕力格巴特尔同志潜入伪蒙古军李守信部队，乌力计敖其尔同志潜入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白海峰到东蒙组织军事暴动等，其中组织和策划百灵庙暴动是共产国际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重要活动之一。为此，云继先身负重任赴百灵庙蒙政会取得科长头衔，朱实夫当了保安队长。他们二位是埋在德王身边的“定时炸弹”。1935年夏天，党组织考虑到百灵庙的工作需要加强，先后派去乌兰夫、白海峰等同志做土旗和东蒙官兵的工作。纪松龄同志虽然担任绥东军事要职，军务繁忙，为了做通蒙政会和保安队察哈尔籍官兵的工作，因为这部分人是暴动成否的关键，党组织仍抽调他到百灵庙活动。纪松龄同志对任务完成是比较出色的。他的亲侄儿纪真甫是百灵庙蒙政会少壮派的领袖人物，纪松龄同志轻而易举地做通了他的工作。还有纪松龄同志的弟弟纪寿山，他是保安队的一个中队长，在纪松龄的动员下，他敢当急先锋。莫杰的弟弟白福山，也是保安队的中队长，他也经纪松龄同志的动员，磨拳擦掌愿为暴动出一把力。云继先是自己人，又是同纪松龄在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朱实夫同纪松龄是东大同学，更重要的是，当时百灵庙蒙政会和保安队的察哈尔籍人占绝大多数。因为德王在招募人员时，按各旗人口数摊派的，察哈尔十二旗(群)当然要比其他地区招募的人员多。纪松龄同志利用同乡关系，说服这些人当然没有犯难。
百灵庙暴动促成了，这是中共党组织活动的结果。国民党绥远当局也起了一定作用。傅作义将军从当局的利益出发，出面策划了百灵庙暴动。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派来巴文峻进行了策反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发生暴动的客观动力。百灵庙暴动成功后，傅作义派兵缴了暴动队伍的械，德王派特务使暴动队伍哗变，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此后，傅作义在绥远成立了绥境蒙政会，把百灵庙暴动队伍作为该会的武装力量，给了个番号叫蒙旗保安总队。中共北方局为了实现组建一支蒙古族革命队伍的目的，加强了对暴动队伍的收容和扩建的领导力量，派去纪松龄同志担任代理总队长的职务，兼任一大队的大队长，二大队的大队长由朱实夫担任，总队长由白海峰挂职。后来又派去了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同志担任了领导职务。这样，一支以中共党员领导的革命队伍组成了，他们虽然吃国民党的军响，穿国民党的军服，但是，实际上是共产党掌握的军队。百灵庙暴动是红色暴动，中共党员在这起暴动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蒙旗保安总队在代理总队长纪松龄同志的带领下，离开了虎狼之地的归绥近郊，开拨到固阳。当时摆在纪松龄同志面前的困难是重重的。其一，部队名义是傅作义部属，实际上傅作义冷眼相看，少有不慎就有被吃掉的危险。其二，部队的来源复杂，阶级成份不纯，带他们走革命的正路操之过急不成，听任自流更不行。其三，给养困难，装备贫泛，军心不稳。在固阳，纪松龄同志首先抓了军纪，他清楚这是带兵的关键，傅作义也不能反对他严肃军纪。其次，他率部剿灭了固阳、百灵庙、武川西部活动的土匪武装，为地方的治安做了好事。地方上对蒙旗保安总队产生了好感，给养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了，同时招募了一批新兵，收笼了原暴动队伍走散的官兵。不到半年时间蒙旗保安总队恢复了元气，成为一支既有战斗力又有纪律性的上千人的队伍。德王对蒙旗保安总队恨之入骨，他派遣章文锦带两名特务，二次赶到固阳，企图故技重演，通过策反活动把蒙旗保安总队摧垮。纪松龄同志没有忘记云继先同志的被害，他预料到德王不会善罢甘休，其他反动势力也不会让他睡安稳觉。因此，他到任以来，对防范间谍的措施十分重视。章文锦一到固阳，立即被稽查队发现。纪松龄派兵把章文锦等三人抓来，就地枪决，而后同绥远省府打了报告。
对于章文锦的处决，纪松龄同志的果断行动是正确的。如果把章文锦送到绥远，傅作义不一定处决他。另外，路上也难保无事。章文锦显然是死心踏地的汉奸卖国贼，他是革命队伍的一大害。对于这样的人决不能心慈手软，绝不能姑息从宽，更不能放虎归山。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加速了侵华步伐。国民党绥远地区的主力35军被调回雁门关内。归绥日军长驱直入，伪蒙古军乘日军之威，很快占领绥东各地进迫归绥市。纪松龄奉命率部赶回归绥郊区桃花板、南茶房一带守城。国民党马占山部于日军没打多久就撤退到包头。蒙旗保安总队在纪松龄同志的指挥下，于日军激战两昼夜，终因主力部队撤退，他们无法抵挡日军的强大攻势，乘火车撤到包头。蒙旗保安总队的官兵们在抗日战争中，敢于同日本法西斯军队刺刀见红，尽管当时日军的人数和武器远远超过保安总队的人数和武器。但他们不怕死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赞颂。
1937年10月中旬，纪松龄同志率领蒙旗保安总队驻守包头。那时候绥远地区的军事指挥官由马占山担任，蒙旗保安总队被他收编为蒙旗独立混成旅。旅长由白海峰担任，纪松龄同志任一团团长，朱实夫任二团团长，纪正甫任政训处长，乌兰夫任政训处的科长。由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的政策，包头危在旦夕。马占山要蒙旗独立混成旅西撤，以纪松龄为首的一部分领导坚持渡河南进鄂尔多斯高原。很明显，到了伊盟就靠近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120师部，便于同八路军取得联系，便于得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南行的意见终于实现。部队经过达拉特旗境，遭到该旗保安团的阻击，原来该团的团长森盖已经投降了日本侵略军。蒙旗独立混成旅本来不打算同保安团战斗，当部队经展旦召时，旅参谋长常荫森擅作主张，命令部队吹号休息。这无疑是给森盖通报，森盖一听军号声，立即命令保安团向混成旅进攻。纪松龄同志一看形势危机，果断地命令一团反击保安团，掩护旅部和二团撤退。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保安团败走，纪松龄同志率领一团追上旅部， 把部队顺利带到府谷县的哈拉寨。
1938年春，为了解决部队的编制和给养等问题，白海峰同纪正甫，常荫森到南京交涉去了，这一走就是半年之久。纪松龄同志又担任起代理旅长的职务，他在朱实夫和乌兰夫同志的协助下，肩负了极其困难的任务。隆冬已到，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寒流吹打着还穿单衣的官兵们。怎么办?纪松龄派出中共党员王允文同山西岢岚县的八路军取得了联系。贺龙和甘泗淇二同志慨然为全旅官兵解决了冬装和干元菜金。他们还从贺龙同志处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蒙古独立混成旅的工作意见，明确了部队的发展方向和战斗任务。当时部队中的旧军人恶习还是不同程度地表露出来。纪松龄同志从严治军，逐步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他十分重视同地方党委的关系，当一团驻扎在桃力民时期，他同中共绥蒙工委的赵通儒同志密切来往，同桃力民工委的同志取得联系。他帮助地方党委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组织。还协助地方党委建立了学校，组织了民兵和武工队。地方党委也帮助部队解决了给养问题，纪松龄同志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党对部队的领导。在他主持全旅工作期间，发展了不少中共党员，为使部队走上革命化道路，打下了基础。
1938年夏末，白海峰同志回到部队，蒙旗独立混成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新三师下属七、八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营。白海峰同志任师长，纪松龄同志任七团长，朱实夫任八团长，纪贞甫任政训处主任，乌兰夫任科长，还有陈应权，克力更，寒峰，云尉等任基层领导职务。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对新三师恨之入骨，马占山、奇文英派人拉拢纪松龄。纪松龄严词拒绝马占山的说客，枪毙了奇文英派来的四名问谍。这些做法必然激怒国民党特务组织，纪松龄同志而后的遇害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此。国民党对新三师的“赤化”有所发觉，为了免遭国民党的捕杀，新三师中的中共党员相继离开部队。这时部队又收到了调防到甘肃靖远的命令，纪松龄同志也被明升暗降的办法担任师副，失去了团长职务。新三师显然不是他待的地方了，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纪松龄同志率领部分人马到了陕坝。他以绥东四旗军事专员的身份，开展地下斗争。纪松龄同志于1942年初，被国民党特务谋害，终年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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