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据《阿勒坦汗传》记载，阿勒坦汗“仿拟失陷之大都起造库库和屯”，并于1572年起造，1575年建成。今年当是这座古老又新兴的城市兴建440周年。这座最初的蒙古土默特部的部落小城，于1914年成为绥远特别行政区首府，1928年成为绥远省省会，1954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1984年12月8日被国务院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

　　呼和浩特坐落的土默川，原本是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歌》中的“敕勒川”和辽、金、元时期的丰州滩故地，因蒙古土默特部驻牧到此，地名随后演变为土默川，这与科尔沁草原、乌珠穆沁草原类似。这一带历史上曾经先后修建过很多古城，但绝大多数经过战争毁坏，均已成为历史遗迹，比如著名的丰州古城，是辽国初建，历经辽、金、元三朝发展的草原古城，也是北方重镇，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都有描述，可是经明朝军队毁坏，如今只留下一座白塔(辽代万部华严经塔)和一片古城遗址。

　　土默特部何时游牧到达此地？土默特部在成吉思汗家族崛起时为“林木中百姓”，蒙元帝国时期活动于阿尔泰山一带，大约1449年的“土木堡事件”年代游牧到阴山前后，1550年的“庚戌之变”则是土默特部在土默川崛起的标志。从敕勒川到丰州滩，再到土默川，在大青山原始林木没有被彻底破坏之前，这里既是阴山南麓的冲击平原，是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场；又是处于阴山与长城之间，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胶着、缓冲地带，也是战事频繁，互相争夺的肥美之地。每当战时，这里的百姓首当其冲，率先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一旦进入和平发展年代，这里又是获得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大便利的双面舞台。

　　明朝军队兵围北京的失误，还造成长城内外两个政权对峙达二百几十年，而且前80年大体是南攻北逃，80年后转为北攻南守，最后28年后金击败北元，再度统一中国。元惠宗退出北京(大都)回到草原，史称北元。在北元一方，一方面对于明朝一再派出的追逐大军，北元汗庭多是利用广袤草原为逃避空间得以延续。另一方面，逃回草原的北元大汗从实力到对蒙古各部的威慑力均大为下降，极其类似战国时期的周天子地位，对于远在西亚和东欧的几个元裔汗国，则只有理念上的一些认同。因此，北攻南守的事件多以北方部落对南方明朝呈现，而各崛起的部落首领往往同时既犯有各自为政的嫌疑，又犯有向中央汗廷“问鼎”的嫌疑。比如1449年在“土木堡事件”中俘虏了明英宗，从此让明朝转为加固长城，让草原牧民不再遭受“烧荒、捣巢、赶马”，再度过上优哉游哉的游牧生活的瓦拉部首领也先太师，也因篡位而并未流芳蒙古历史。在明朝一方，由于起自南方的统治集团缺乏唐朝统治集团所具备的统治北方草原的知识背景，连年出兵的目的局限于结束元朝遗患和“烧荒、捣巢、赶马”，客观上制造了长城外围的无人区和近一个世纪的生态恢复期。有两个民间传说，一个是说，当年明朝军队打过来时，鄂尔多斯的杭锦旗牧民整部落逃走了，但游牧在山弯弯里的几户牧民不知消息，也未被明军发现，于是，几十年后当游牧部落再度南移回到该地时，他们被称为“老住户”，而且新老住户在某些语音上长期存在方言差别。再一个传说颇为生动，据说，当土默特人来到土默川时，早年的人们坐在大青山前坡眺望，他们当年望见的白塔是在一片白桦林之中，仅仅能够望见白白的塔尖。

　　十五世纪中后期，北元汗廷涌现出一位伟大的女性——满都海斯琴，她辅佐年少的北元大汗——达延汗，经过几十年努力，曾一度使北元中兴，汗廷权威再度树立，并重新分封北元各部，由达延汗及其长子图鲁博罗特亲自掌管左翼各部，委派次子乌鲁斯博罗特为济农(副汗)，掌管右翼。此时再度出现“部落时代”的频繁事件。一方面，史籍记载，右翼的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曾派遣使者觐见达延汗，“请君一子为承制之济农”。另一方面，又有“我等之上，何用管主，我等行事，自作主宰可也”的记载。于是，乌鲁斯博罗特被击杀。平息叛乱后再次委派的济农为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再传一代，巴尔斯博罗特长子衮必里克领有鄂尔多斯，次子阿勒坦领有土默特，从此进入一个兄弟并肩建功立业，右翼部落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之后衮必里克英年早逝，又进入阿勒坦汗独领风骚的时代。

　　“庚戌之变”多以军事历史事件条目载入史册，阿勒坦汗发动“庚戌之变”，也是因历年派遣使者，请求与明朝“通贡互市”，明朝却坚持经济封锁，甚至杀掉使者。当土默特人来到土默川时，他们驻牧到了当时蒙古草原最富庶的草地，马牛羊皮毛肉自足有余，但盐茶布必须外购。向南观望，整个华北旱作农业得不到北方的牛马来耕种，交通运输得不到北方的马力，生产生活均会大受制约。

　　1550年阿勒坦汗兵围北京，明朝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勉强答应“通贡互市”，实际实施却拖延反悔。但毕竟坚冰已破，而且互市的好处也逐渐为统治集团所认识，于是，当1570年阿勒坦汗的孙子把汗那吉负气出走明朝时，这一偶然事件却促成了蒙明贸易的正常化。从此，这块双面舞台自丰州城被毁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拉开了序幕，而影响更加深远、持久的走西口人口大迁徙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1572年阿勒坦汗统帅土默特人兴建呼和浩特时，不过是蒙古土默特部选择理想之地起造土默特人的中心城市。但呼和浩特最初的地位就略有特殊，那就是呼和浩特是当时蒙古各部中非常强盛的一个部落的中心城市。这一点有史为证，例证之一是1550年阿勒坦汗率领土默特部兵围北京，史称“庚戌之变”，这是军事影响。例证之二是当时土默特半军事化的游牧社会组织活动范围很广，西到青海，东到宣化、张家口都有他们的足迹。之三是阿勒坦汗虽然是土默特部的首领，也就是部落汗，但实际上则是以土默特为核心，凡有重大行动，可号令鄂尔多斯、永谢布等右翼部落。之四，阿勒坦汗的影响甚至远达西藏，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就是阿勒坦汗敕封的达赖名号，而一世、二世达赖又是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追任的，四世达赖则是阿勒坦汗的重孙子云丹嘉措。之五，经过几十年既有出兵相逼，又派使者求和，阿勒坦汗终于在1550年与明朝达成“通贡互市”协议，到1571年的“隆庆议和”之后，农业和牧业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贸易进入繁荣期。阿勒坦汗相当于代表北元与明朝达成了和平贸易协定，土默特于是成为了农牧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主要贸易商道。

　　1636年满清征服漠南蒙古，编土默特为左右两翼旗，两翼旗都统均驻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仍然是土默特两翼旗共同的治所。1739年满清在呼和浩特东北五里远兴建绥远城，设绥远城将军并驻军，土默特都统降为副都统并隶属于绥远将军，呼和浩特成为绥远城将军管辖的卫星城。直至1912年民国建立，蒙语当中呼和浩特就是土默特人沿用的城市名称，“呼和”即青蓝，“浩特”即城郭。早期游记有译作“库库和屯”的，乾隆皇帝还有谕旨，要求译作“库克和屯”，日伪时期曾译作“厚和豪特”。

　　“归化城”起初是明朝一方使用，到清代有些行文为了与东土默特区分，在土默特前面加“归化”二字，出现“归化土默特”；直至雍正、乾隆年间逐渐在土默特地方设立山西派驻土默特地方行使管理流动人口的派出机构，开始出现隶属于山西的归化城厅。因此，截至到民国前，“归化城”始终不曾作过土默特地方政府的治所正式名称。1914年1月，民国政府在内蒙古中西部设立绥远特别行政区，将清代的绥远城将军改为民国的都统，将清代隶属于山西的归绥道改由都统领导，与山西分治，将绥远城与呼和浩特合称为“归绥市”，相当于地域上的“特首”。此时民国政府采用了汉族居民熟悉的“归化”，而没有采用蒙语中的呼和浩特来冠名。起初，民国政府还动议取消土默特旗，经土默特官民争取，于1913年将清代土默特左翼旗、右翼旗合并成为土默特总管旗，土默特旗总管隶属于绥远都统，总管衙门还在议事厅。1928年特区改为绥远省，归绥市成为省会，直至1954年，除中间8年称厚和豪特外，城市上升为省会级，但这期间“呼和浩特”这个名称却消失。1954年，绥远省建制撤销，绥远城名称消失，呼和浩特城市名称扩大，由过去专指旧城，扩大为包括了新城(绥远城)，确立为自治区首府。从阿勒坦汗时期到清代，再到民国，有的历史档案文献落款公章中“呼和”与“浩特”还不曾合并，还是两个独立的词，是今人才将“呼和浩特”合并为一个词，根本不曾见到过“归化城”作为土默特治所的蒙语音译。也就是说，“归化城”从来不是土默特地方治所的正式名称。因此，书写呼和浩特历史时，其建城440年的历史，有408年的名称是呼和浩特，有32年的名称是归绥市，而“归化”至多可以算作呼和浩特的别名。

　　2000年8月，老土默特旗衙门(议事厅)经修缮后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在呼和浩特还有土默特学校和土默特中学保留“土默特”冠名，并且保持跨旗县甚至跨盟市招收土默特子弟，这是呼和浩特独特的历史文化，也是独特的校园文化。最后需特别说明，现在的土左旗和土右旗其实只是清代土默特右翼旗的一小部分，我们介绍辛亥革命时期的土默特历史人物，清代人物有左右翼旗之分，民国时期只有土默特旗，二者均与今天的土左旗、土右旗范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