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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勒·敕勒川·敕勒歌(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论文之二)
来源:本站 作者:马 冀 日期:2013/9/18 浏览量:198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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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传唱千古的《敕勒歌》,不但使敕勒这个已经消失的民族永垂青史,而且使敕勒川这个已经消失的地名成为令人神往的乐土。敕勒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敕勒川的地望在哪里?《敕勒歌》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古今学者对此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本文在参考前贤成果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关于敕勒民族

  敕勒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汉代史籍称作丁零,亦译作丁灵;南北朝时期,鲜卑、柔然称之为敕勒,汉人称之为高车。敕勒、铁勒、丁零、狄力都是译音之转;而称高车,是因为这个民族心灵手巧,善于制造高大的车辆,“俗多乘高轮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 参见《北史》卷98《高车传》)。

  传说敕勒族“其先匈奴甥也”。匈奴单于生二女,被放在“国北无人之地”的高台上,有老狼来守护她们,其妹“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可见,他们与匈奴血缘上是近属,都以狼为图腾,语言也“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北史》卷98《高车传》)。敕勒族本居住于贝加尔湖、安加拉河直到叶尼塞河上游的广大地区(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658页)。汉朝以后,有一些敕勒人进入中原地区,如中山、常山、西山丁零。十六国时期,他们还在黄河下游建立过一个短期的丁零王朝——翟魏,后被慕容氏后燕所灭。在慕容氏被北魏灭亡之后,这批敕勒人随之进入北魏统治之下,有的逐渐汉化,有的逐渐鲜卑化。还有一部分敕勒人早在北魏建国前就与鲜卑拓跋氏结合,成为鲜卑拓跋氏一百二十个姓族中的组成部分,如北魏宗室十姓之一的乙旃氏。(《北史》卷98《高车传》)

  而在公元四、五世纪时,漠北的广大地区仍然生活着许多敕勒人。他们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游牧在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被称为高车六氏;另一部分生活在色楞格河以西至阿尔泰山以东一带,被称为高车十二姓。他们过着游牧生活,“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虽然私有制已经逐渐发展,但“无都统大帅,各有君长”( 《北史》卷98《高车传》),说明社会发展程度不是很高。

  北魏在兴起之初就不断侵掠敕勒人,例如拓跋珪在登国四年(公元389年)袭高车诸部,大破之;次年,袭高车袁纥部,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神 二年(公元429年),又一次大规模侵袭高车,高车诸部望风而降者数十万落,获牛马羊百余万。拓跋焘把他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漠”即大漠,是指内蒙古与蒙古国交界处的大戈壁,漠南即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由于这数十万落敕勒人的辛勤劳动,使漠南一带的畜牧业大为兴盛,随着与农耕民族的交流,农业生产也随着发展起来,漠南出现了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他们初期还过着游牧生活,但“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朝贡。由是国家及牛、羊遂至于贱,氈皮委积。”5世纪中叶,文成帝拓跋濬时(公元452—465年),“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 《北史》卷98《高车传》)。这是高车族历史上盛况空前的一次大聚会,所以史家郑重记载。敕勒人性格豪放,擅长歌舞,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时盛大聚会,载歌载舞、祭天祈福、并且伴随各种文化娱乐活动,颇有点像今天蒙古族的那达慕盛会。漠南地区因当时主要为敕勒(高车)人聚居的地方,故人们把这一带称为“敕勒川”。当时流传下来的这首《敕勒歌》正是描绘漠南一带畜牧业生产兴旺发达的情景,也是敕勒人民勤劳豪放性格的真实写照。

  北魏六镇建立后,一部分敕勒人被徙置六镇,抵御柔然。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中,都有敕勒人参加。

  二、关于《敕勒歌》的传唱背景

史书中最早提到《敕勒歌》的是唐朝初年李延寿撰的《北史》卷六《齐本纪》。《纪》载: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十一月,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丞相高欢在玉璧(今山西稷山西南)与西魏交战失败。“是时西魏言神武(高欢)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勉强坐起来会见诸文武大臣),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高欢(公元496——547年),本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一名贺六浑,世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东北),是鲜卑化的汉人。他依靠鲜卑人的武力,联络山东士族,掌握了北魏军政大权,任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由于孝武帝不甘被他当做玩偶,君臣之间冲突加剧,孝武帝被迫西奔长安,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公元534年,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即东魏孝静帝),自己仍把持朝政。他死后不久,其次子高洋于公元550年废魏建齐(史称北齐),追尊他为神武皇帝。东魏只存在了16年,而西魏也于公元556年禅让给北周宇文氏,只存在了21年。

  北魏孝武帝西逃后,被宇文泰接纳并安置在长安,公元535年,宇文泰杀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从此,原本强大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政权,各自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魏”,视对方为伪政权,必欲灭之而后快。在相互间不断的战争中,宇文泰控制的西魏迅速强大,东魏则屡遭重创。高欢于武定三年、四年(公元545、546年)两次对西魏用兵,均受阻于玉壁(今山西稷山县)。尤其是第二次西征,他率20万大军倾巢出动,围攻玉壁,西魏守将韦孝宽仅以不足3万人据守。高欢苦战六旬,用尽一切办法,均未能凑效,自己反而损失了七、八万人。他因恚愤发疾(一说为西魏流矢射伤),被迫撤回晋阳(今山西省太原西南)。东魏举国震动,皆以为高欢已死,全军沮丧,士气低落,军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为安定军心,高欢强打精神起来接见诸权贵。病中的高欢,面对其长子高澄,抑制不住悲哀郁闷之情,诸多感慨一并发泄出来,说道:“邙山之战吾不用陈元康之言,留患遗汝,死不瞑目”。高欢所说的:“邙山之战”,即历史上有名的“河桥之战”,是役东魏军先败后胜,他不听从部下陈元康“乘胜追击,一举消灭西魏”的建议,结果使宇文泰逃脱,让西魏得以喘息,使自己失去了一次实现统一的绝佳机会。此后西魏一天天壮大起来,给东魏造成威胁,自己死后还要让儿子继续承受这个压力。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才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高欢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让斛律金唱出《敕勒歌》的。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在卷八六《杂歌谣辞》中收录了这首《敕勒歌》,并且引《乐府广题》说:“北齐神武(高欢)攻周(指北周)玉璧,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指宇文泰)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璧,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语,故其句长短不齐。”对相关史实又补充了一些资料。自此,《敕勒歌》流传越来越广。

  三、关于《敕勒歌》的作者

   根据前引《北史》卷六的记载,仅言高欢“使斛律金敕勒歌”,只说是使斛律金“歌”(即唱),所以有可能是他所作而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武帝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冬十一月条说:“(高)欢之自玉璧归也,军中讹言韦孝宽(西魏大将军)以‘定功弩’射杀丞相(高欢),魏人(西魏人),因下令曰:‘劲弩一发,凶身自陨。’欢闻之,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欢自和之,哀感流涕。”《通鉴》加一“作”字,文义自比《北史》明确。但司马光根据什么资料断定《敕勒歌》为斛律金所作,则无法查考。

  因此,持不同意见的人比较多。如,给《资治通鉴》作注的史学家胡三省在注释中,引用文学家洪迈的说法认为:“斛律金唱《敕勒歌》,本鲜卑语,按:《古乐府》有其辞,此歌并非斛律金所作,实为后人妄为之”。 另外,《北史》《北齐书》之《高欢纪》和《斛律金传》中均写为“使金唱”《敕勒歌》,而无“使金作”的文字。现代诸多版本的古代诗歌选中都认为《敕勒歌》的作者为“无名氏”,是一首北朝民歌。

  称《敕勒歌》为“北朝民歌”, 我觉得是比较严谨的说法。因为,《乐府诗集》所录歌词与斛律金所唱之词一字不差,说明此歌早已经在北方广泛流传着。当然,以斛律金之聪明睿智,作敕勒歌这样的歌词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他当时随口唱出来,作为病中的高欢,在闻所未闻的情况下,也是“和”不上的,除非他自己也很熟悉这首歌。显然,由斛律金所作说不通。

关于《敕勒歌》的族属问题,学术界前些年争论较多。《敕勒歌》的主要内容涉及敕勒族,史籍记载的歌唱者斛律金也是高车(敕勒)族;但《敕勒歌》却是从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敕勒歌》到底是鲜卑民歌还是敕勒民歌呢?这就引起了争论。学术界目前有两种看法:一为鲜卑民歌说,这基本上是传统看法;一为敕勒民歌说,持此说者近年来颇多。《乐府广题》云:“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语,故其句长短不齐。”这里说《敕勒歌》原本是鲜卑语,而有人把它“易”(改)成齐语(即汉语)去唱,斛律金所唱应该是汉语歌词。元人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说:“斛律金,敕勒部人也,故使作《敕勒歌》。”胡三省实际上认为这首歌有比鲜卑语更早的来源,它最早应该是用敕勒语创作的,其理由是“敕勒与鲜卑殊种,斛律金出于敕勒,故使之作《敕勒歌》,若高欢则习鲜卑之俗者也”。我认为《敕勒歌》最早应该是敕勒族民歌,由于敕勒族长期在北魏统治下,与鲜卑族杂居生活,交往很多,其民歌被翻译成鲜卑语,在敕勒族和鲜卑族中都曾广泛传唱,后来又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敕勒歌》。因此,《敕勒歌》是敕勒族、鲜卑族、汉族文化交流产生的璀璨明珠,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共同汇聚成为中华文化的实证之一。

  

关于敕勒川的位置,古今争论也比较多,有内蒙古说、山西说、陕西说、甘肃说、新疆说等。其实,《敕勒歌》歌词第一句是:“敕勒川,阴山下……”,这就为敕勒川定了位,即敕勒川是阴山山麓下的平原(川,这里意为平川、平原)。由于历史久远,加之很多游牧民族曾经在阴山两麓生活,他们语言不同,对同一地区有不同称谓;有的没有文字,历史记载不详;这样就出现了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称谓各异,即使同一称谓,在译为汉语时也难免有不同写法。因此,敕勒川到底在何处一直没有定论。

  以今天的地理概念说,阴山是一个大的山系,它横亘于内蒙古高原中部,西起狼山、乌拉山,中敕勒·敕勒川·敕勒歌 (之二)部为大青山、灰腾梁山,南部是凉城山、桦山,东部为大马群山(今河北崇礼县境内),东西绵延1200多公里。阴山两麓的平原地带,主要是南麓的河套平原。河套平原由东向西分为前套平原(又称作呼和浩特平原,或土默川平原,包括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全境)、后套平原(乌拉山以西至巴彦高勒平原)。广义的河套平原还包括西套平原(又称银川平原)。从历史资料来看,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帝纪第四,世祖纪上)记载:“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今河北省丰宁县西北,滦河河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北史》(魏本纪第二)也有记载:“列置新人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上述记载中的“新民”、“新人”,有“新归附之人、之民”的含义,应该是指被北魏征服不久的高车人和柔然人。有学者考证,秦汉时期曾经把后乌拉山——狼山一段称为“阳山”,阴山主要指乌拉山至大青山一段,但秦汉以后阴山的地望便与当代大体相同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中云:“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显然认可了前两者的说法。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中有一段论述:“刘宋元嘉六年(公元429年),魏主焘大破柔然、高车,徙降附之众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这些记载,与今天的阴山南麓、河套平原大体符合。

  从自然条件来说,阴山南麓的河套平原气候温和,由黄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土地肥沃、水草丰茂,适合发展农、牧业生产,盛产小麦、莜麦、玉米、谷子、黍、马铃薯、胡麻等,畜牧业以牛、马、绵羊、山羊为主。优越的自然条件,为迁徙到这里的敕勒人提供了发展农牧业的基础。所以数年之后,乘高车、逐水草而居的敕勒人才能畜牧蕃息,“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而且也“渐知粒食”,学会农耕了。 

  另外,从《敕勒歌》的两位吟唱者来看,斛律金是出生、成长在朔州的敕勒人。北魏的朔州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这里是敕勒川的中心地区之一,辽金元时因建有丰州城而被称为丰州滩,明代时蒙古土默特部迁徙至此,又称土默川,即今呼和浩特平原。斛律金虽然南征北战一生,但对故乡的感情非常深厚,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吟唱故乡的民歌,不但是人之常情,而且可以鼓舞士气。

   《敕勒歌》的另一位吟唱者高欢,故乡也在土默川。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祖籍渤海蓨(今河北省景县),但从其六世祖起便世居于怀朔镇,即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北。他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是地地道道的怀朔人。怀朔在土默川平原西北部,土默川当然是高欢的故乡。《敕勒歌》广泛流传于敕勒川地区的敕勒、鲜卑、汉族人民中间,高欢也一定会唱,并且非常喜欢。人之将死,最念及乡音,离开故乡几十年在外征战的高欢,在病入膏肓之际,自知难以再回到故乡,若能听到自己熟悉的乡音也好,于是在弥留之际,让斛律金唱起自己家乡的歌,自己也流着眼泪“和之”,这是多么深挚动人的思乡之情!同时,因为高欢的士兵们大多是敕勒川人,大家一起唱起故乡的民歌,自然可以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认为,概括地说,敕勒川是指阴山两麓、黄河两岸的平原地区。其核心地带是前、后河套平原,大致包括现行行政区划中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全境,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部分地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地区。在上述核心区的外围,包括山西、陕西、河北、宁夏等省区北部一些地区,在历史上、文化上也与敕勒川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敕 勒 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至今已经整整流传了约1500年,无论何时读来,都朗朗上口,令人回味无穷。它能够流传久远,魅力何在?

    首先是平中见奇,真情贯注。诗的开头两句写“地”,“敕勒川,阴山下”,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壮阔、雄伟。阴山是绵亘塞外的大山,气势磅礴、雄伟无比。就具体的地理位置而言,这样说未免有些含糊,但作为诗的形象,一开始就呈现出强大的气势和力量。

    接着两句写“天”,“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敕勒族人用自己生活中的居所“穹庐”作比喻,说天空如毡制的圆顶大帐篷,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蓝天磅礴的气势、茫茫大地的空阔无边。宽阔的草原上,极目远眺,自然会产生天空浑圆如盖的感觉,这种景象只有在大草原或大海上才能感觉到。“穹庐”不但比喻贴切,而且意境极为高远,蓝蓝的天空,广袤的草原,人在其中的胸怀开阔、自由奔放都表现出来了。

    最后三句写“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一幅壮阔无比、生机勃勃的草原全景图。苍茫辽阔的天空下,一望无垠的茫茫大草原上,一阵风儿吹弯了牧草,隐隐约约显露出成群的牛羊,多么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这里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景象。末句出人意料,平淡中见奇崛,王国维说:“出乎其外,故有事致”。虽然写平常之景,但却出其不意,令人惊喜雀跃,引人深思和感慨。经过前面的步步铺陈烘托,这一句便使全诗达到出神入化的意境。

“低”字写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意、意外之妙。实际上是把高远与眼前对比,写出一种心理效应。作者善于系风捕影,求物之妙,自然成文,读来言有尽而意无穷。“风吹草低见牛羊”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我们看到在苍苍茫茫的天地之间,风吹拂着丰茂的草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露出遍地散布的牛群和羊群。画面开阔无比,而又充满动感,弥漫着活力。全诗主要用白描手法,即使用比喻,也是牧民熟悉的穹庐,显得平实、朴素。诗的前六句写平川,写大山,写天空,写四野,涵盖上下四方,意境极其阔大恢宏。但是,诗人的描写全从宏观着眼,作总体的静态的勾画,没有什么具体描绘,使人不免有些空洞沉闷的感觉。但当读到末句“风吹草低见牛羊”,境界便顿然改观。由静态转为动态,由表苍一色变为多彩多姿,整个草原充满勃勃生机,连那穹庐似的天空

也为之生色。因此,人们把这最后一句称为点睛之笔,对于“吹”、“低”、“见”三个动词的主动者“风”字,备加欣赏。 

    诗中并没有直接写“人”,但是人的感情却贯注全诗。这种感情就是牧民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水草丰盛的生存环境的喜悦、对自己劳动成果、牛羊遍布的自豪。诗人巧妙地把“地”、“天”、“景”、“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给我们超然物外的独特感觉;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读完全诗,读者一定会想象着那遍布草原的牛羊的主人——勇敢豪爽的敕勒人。是他们给苍茫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带来了美的意蕴。在诗中,我们不但感受了大自然的壮阔,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牧人们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

    第二是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地域特色。

    这首歌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色彩,具有浓郁的草原地域气息。全诗寥寥二十余字,就生动展现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壮丽图景,同时也反映出敕勒牧民豪迈自强的性格。这种具有特殊风格的诗歌,如非出自身临其境、长期体验游牧生活的牧民之口,恐怕不易达到这样清新、朴素的精神境界。它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一千多年后的敕勒川、土默川,正如当地“爬山调”所唱:“大青山来乌格拉拉山,海海漫漫土默川”,二者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敕勒族人用穹庐来比喻草原的天空,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讴歌赞美,这样的审美情趣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穹庐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居室,牛羊和牧草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对于这些与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相关的事物,他们有着极深极厚的感情。他们讴歌草原,讴歌牛羊,就是赞美家乡,赞美生活。这首诗具有游牧民族民歌所特有的明朗、豪爽的风格,境界开阔,音调雄壮,语言明白如话,艺术概括力极强。宋代诗人黄庭坚说这首民歌的作者“仓卒之间,语奇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山谷题跋》卷七)。因为作者对草原牧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能一下抓住特点,不必用力雕饰,艺术效果就很好。 

    第三是刚健、雄浑的风格。这首诗以其独有的雄浑壮阔、刚健豪迈的风格,成为我国古代草原诗篇的代表作,并影响到唐代及其以后的诗歌。

    南北朝民歌具有显著的差异,前者轻艳绮丽,委婉缠绵,一如江南少女,多情而温柔;后者粗犷雄放,刚劲有力,恰似塞北健儿,勇悍率真,豪爽坦直。若用西洋美学概念来表示,前者属于“柔美”的类型,后者则更具“壮美”的倾向。这种审美趣味上的差异,是和民族、地域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

    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使它魅力无穷。

   《敕勒歌》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这首1500多年前的民歌,古朴自然、不事雕琢、浑然天成,而又大气雄浑、粗犷劲健,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留下来的最古老的诗篇之一。这首诗以凝练朴素的语言、质朴真切的情感,描绘了敕勒川草原(今土默川一带)的苍莽辽阔、水草丰美、牛羊肥壮。诗中的天、地,山、川,牛、羊,构成了一幅塞上草原的风景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人是融入大自然中的。

    金末元初的著名诗人元好问,曾盛赞《敕勒歌》云:“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敕勒歌》不仅在中华大地千古传唱,也流传到国外,甚至编入日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不断得到新的东西,也不断失去原有的东西。因而,就像成年人经常回顾童年的欢乐,生活在发达的文明中的人们,常常会羡慕原始文明的情调,更加企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敕勒歌》在现代的中国民众中,也受到热烈的赞美,原因就在于此吧?

最后谈一下《敕勒歌》的异文问题。

    现代一般读者所接受的《敕勒歌》,基本是以《乐府诗集》和《古诗纪》为根据的。启功先生在他早年所写的《池塘春草,敕勒牛羊》一文中说:“‘野’韵句式为三三四。而‘羊’韵句式则为三三七,读之似欠匀称。”他进而推测:“‘庐’字、‘笼’字有一衍文,或其一为急读之衬字”,原因是“三三七字,为民间歌谣习用之句式”。先生又引了明代胡应麟《诗薮》中引此诗即无“笼”字的例子(见该书内编卷三),说明在明代已有《敕勒歌》的另一个版本,从而比较郑重地提出了《敕勒歌》的异文问题。然而,治学谨严的启功先生,面对这条十分重要的材料,并没有轻从擅援,他认为:“譬之比事决狱,必其众证纷陈,情臻理至,始勘定案。”(均见《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第一版)。经有关学者考证,在成书于万历三年(1575)的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中所看到的《敕勒歌》,就写作“天似穹庐盖四野”。从时间上说,这应该是“天似穹庐盖四野”文本形态的最早表现。此后,钟惺、谭元春二人合编的《古诗归》,将《敕勒歌》中“天似穹庐”与其下句连为一句,也没有一般所见的“笼”字。有些方志所记民间曾经传唱的文本也是“天似穹庐盖四野”。但日人小川环树《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通过对古突厥语民歌形式的分析,认为“六、八、六、七”的句式,正符合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形式。 

    《敕勒歌》的异文除了“天似穹庐盖四野”外,还有其他几种情形。比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笼盖四野”就变成了“ 笼罩四野” ;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胡三省注引洪迈语,也作“笼罩”。另外王灼《碧鸡漫志·汉之歌》所引《敕勒歌》,其中两句则为“山苍苍,天茫茫”。

   《敕勒歌》的异文问题,既有传抄原因,也有翻译原因。既然是翻译的作品,那么不论它是先由敕勒语翻译成鲜卑语再翻译成汉语,还是直接从鲜卑语翻译为汉语,其在转译和传唱中就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当然其中一种最受欢迎因而最为流行也是十分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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