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心的颜色应该是红的。
初心，那颗真纯的，鲜活的，没有一点点杂质，没有一点点污染，那么完整，那么完好，那么完美的一颗心，这应该叫做初心。
1949年，我随父母又“回”到了包头，一下车，父亲的好友把我们迎在了泰安客栈，那时候的我12岁，懂事了，但不懂世，还不知道什么是红色，更不知道王若飞，但是高兴，因为包头地广人稀，再不像北京那么挤了，包头好生活，不再饿了，包头安祥宁静，不再像北京那么吵了。
父亲来包头发行《人民日报》，又在这样一个红色客栈，一头扎进了红色。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但还是染上了一点点颜色。
之后上小学，是在包头市第二完全小学，这小学是在马王庙里。多少人给讲着三只眼的马王爷有多厉害。最厉害的是马王庙小学出了许多好学生。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我，我们是在真诚地唱，有感觉地唱。
在北京，度过黎明前的那段黑暗。拿着成捆成捆的法币，金元券挤半天换二斤棒子面，够一家喝点糊糊的，别说是菜了，更别说是肉了。之后，总算是离开了，挤在又脏又臭的火车上，吃了些冷窝头，就一路萝卜干。下车第一顿饭是热热乎乎的羊肉氽面，妈妈抱着碗吃不下，一直在哭。我们都很少看见这位大脚蒙古女人会掉眼睛。爸爸在一旁一个劲地抽着烟，吓得我也不敢吃了。直到他们的好友拿过酒来，屋里热闹了起来，爸爸长长出了一口气：“可算是到了家了！”
家？包头是家？扔下北京老旗人的小院，还有那条狗，追着火车跑到了南口，直跑到死！
“我一辈子也不想那个破北京，这里人憨厚道。”我妈不只一次这么说。那时的北京确实被列强糟蹋的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了。
整整七十个年头了，满心满怀，满脑子都是回忆。
1951年，包头成立了第一个“少儿中队”，不够一个大队，我带上了红领巾，成为“两道杠”的中队长，国庆游行我们队伍走在最前列。郑天翔市长站在中山堂的检阅台上，检阅包括少先队在内的游行队伍。
这是真正的红色，革命烈士鲜血染成的红领巾，鲜红鲜红的颜色！这个红色就成了我人生的底色。
1952年，我以全市会考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才有胆量到呼市去读书。从少年进入青年，不止是人类生理上的进化，更是心理，情理和道理上的转折。
五年一贯制的学制，是学前苏联的学制，毕业便是中专生了，祖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校我不仅红，有些紫了，学生会，文体部，办晚会，出校刊，演话剧，跳舞蹈，朗诵诗，初二时参加全绥远省高中征文比赛，获二等奖。奖一本《战争与和平》和一支“关勒铭”金笔。没舍得用这支笔，但笔一直耕耘着，成了习惯，直到今天！
是学农业的，城市里没麦田，我自己要求：“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代表八个毕业班宣誓，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可以留在学校教语文，可以留在城市妈妈身边，那么初心呢？那时的初心是干净的，是红的，是无悔的，是唱着歌儿去的，什么都没想。想，就是理想！
大后山天宽地广，百灵鸟一路歌唱，心，那才舒展呢。背着打狼棒，一程从固阳城走到百里的乌兰忽洞，现在坐车都嫌累了，那会儿只有激情。说有狼，是真的，村里墙上画着一个个大白圈儿吓狼，我满世界跑，中午跑累了在大渠背上来一觉，阳婆婆晒着，睡得才香呢，天黑了才回村，村长在村口上等我：“小女子，狼没把你吃了？”“大爷，我饿了！”
县长来电话：“要下霜了，山药怕冻！”我们骑着马到地里点秸秆驱霜，各个村子跑着苫山药。现在讲来是“天书”，谁信？可那就是初心。
我年年这么讲，给儿子，给孙子，给好多好多人讲着，也年年这么给自己讲着，是怕忘了这初心。现在，机械，机器，3D，5G，人除了吃饭必须自己张嘴以外，别的还需要什么？
人都喜欢住楼房，方便，锁在火柴盒似的一栋栋楼里，快憋死我了。就想回村里，大院儿，大火炕，大榆树，大麦田，大场面，大声唱，大碗酒，大锅肉，大嗓子骂人，大毛驴叫喊，满山满山的马兰花，满沟满沟的马茹茹，还有百灵子。
想说什么不用看别人的眼色，想唱什么没拦没堵，敞开胸怀没人算计。黄米捞饭熟了，上面铺着一层油，揭锅满院里香。我的初心还寄养在那里，还安放在那里。
初心的颜色不变，不会变，应该是红的，红色的，透着亮的，可以看见！不会变，不能变，变了就不是初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