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托克托城坐落于大黑河与黄河交汇处的三角台地上，东北距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73公里，东距和林格尔县城62公里，东南距清水河县城87公里，西北距包头市128公里，南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隔黄河相望。托克托旧城西傍大黑河，南临黄河。大黑河与黄河同是托克托的母亲河。托克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变迁与“母亲河”息息相关。

托克托旧城东侧纵卧黄土砂砾相间的浑圆状高陵，状如山岗，海拔高程1000余米，属剥蚀堆积地形。沟壑断层处，常有远古遗存的文化层。东梁的地表、地层中，出土了蚧壳化石、树化石、哺乳动物化石，说明在数亿年前，这一带曾先后是海洋、山岭，森林、草原。沧海桑田，山川易色。清以来的托克托城，坐落在“山”水环护之中。1971年后，为避黄、黑河水患，旧城逐年迁建高岗上今新城处。新城旧城比邻相连，仅是地势高低不同而已。进入21世纪，黄河、黑河水患基本排除，旧城处正在逐年打造为新的文化旅游景区。

二、历史沿革

唐朝前历史沿革简述托克托县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南距托克托城15公里的海生不拉村岗梁上，有一处新石器时期的先民村落遗址，被考古界命名为“海生不浪型文化”，距今5000—6000年。北距托克托城30多公里的古城村，是战国时赵国的云中城故址，距今约2400多年。

公元前326年，武灵王继父亲肃侯成为赵国的君主。为振兴赵国，武灵王冲破传统守旧势力的阻挠，于公元前307年实施“胡服骑射”，在云中川广阔的原野上开辟了一块骑兵训练基地，不到一年，就训练出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

此后，武灵王亲率骑兵，多次进攻中山国，北破林胡、楼烦，至于常山，西极云中，北尽雁门，拓地数百里。又从代（河北蔚县）至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县西北狼山口），沿阴山修筑长城，把他高祖父武侯所筑的长城从山西延伸到今内蒙古。同时，把云中、雁门、代设置为郡。武灵王设置的云中郡，是托县历史上第一个行政机构。

武灵王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实施“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一度兵精国富，拓疆辟土，成为“三晋”之首，列国之强。“胡服骑射”不仅仅是服饰、军事的革新，同时具有游牧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深层次内涵。“赵国进入内蒙古中南部及其实施的筑长城、建城镇等一系列统治管理措施，使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人进入内蒙古中南部，并与从事游牧经济的匈奴人进一步交往，不同文化交互影响、碰撞，也使草原地区的文化开始向多元、复合的类型演化。赵国的一些统治措施和经验，也对后来中原政权在内蒙古中南部的统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初分全国为36郡，云中郡为其中之一。

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建立了西汉王朝。汉初沿袭秦制，云中仍置为郡，下辖11个县。终汉一朝，云中地区是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与汉王朝相互逐鹿、争霸的“拉锯”地带，也是各族人民相融共处，同生共息的地方。

公元前58年，呼韩邪单于在“五单于争位”的混战中，势穷力竭，被迫无奈，率部南下，靠近汉朝边塞。为了部族的生存、安宁、发展，他与部属几经研讨，毅然决定归附西汉王朝。并且，与王昭君结为伉俪，从而使汉匈和好，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共处时期。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迁云中、九原等郡人民于内地，立新兴郡，云中、西河之间，其地遂空。经三国、两晋百余年后，云中地区进入拓跋鲜卑势力范围之内，成为北朝的一个战略要地。拓跋什翼犍与其孙拓跋珪先后在云中建立代——魏割据政权。拓跋部入塞以后，随着与中原农业地区的接触与深入，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农业生产在拓跋部中也愈来愈得到重视。什翼犍定都云中，便开始在云中种植穄（糜）田。拓跋珪复代建魏后，首先就在云中地区实施“息众课农”的措施，即使民休息，发展农业生产。“分土定居，离散诸部”的实施，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对消除分裂势力的潜在因素，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北魏政权基础产生了一定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鲜卑统治者陆16续实施了着汉服，说汉语，改籍贯，改汉姓，互通婚，以及参照南朝汉族典章制度，重新制定北魏官制仪礼，从而建立起完全汉化的封建国家机制的一系列改革。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施行，使北魏王朝进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全方位的文化大交融、民族大融合时期，对增进各民族团结，传承华夏文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581年，北周权臣杨坚废静帝，取代宇文氏政权，建立隋，建元“开皇”。隋开皇三年（583年），在今托克托县境置阳寿县，沿袭汉县名。开皇十八年（598年），改阳寿县为金河县。金河县先后隶属榆关、榆林郡（郡治在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管辖。其时，今托克托地区先后隶属阳寿县、金河县。隋朝立国之际，北方突厥族强大起来。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领部众打败和合并了铁勒各部五万余落（户），大败柔然，建立起一个突厥汗国。隋开皇三年（583年），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托克托地区是东突厥游牧之地，其首领突利可汗依附隋王朝。隋文帝封突利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厚赐物资，先后送安义、义成公主与启民为妻，还为启民筑大利城（城址未定，有说在今托县古城一带，有说在今和林格尔县境）居住。隋炀帝杨广继位后，继续与东突厥和好相处。大业三年（607年）八月，炀帝应启民可汗请求，出巡云内（即云中地区），从榆林（遗址在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处，与托城隔河相望）过黄河，溯金河（今大黑河），到启民牙帐与诸游牧民族首领聚会言欢，互赠财物。此即史称民族和睦佳话的“金河会盟”。

唐朝修筑东受降城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派李靖率大军生擒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其部落有近10万口归附唐朝。唐太宗把归附唐朝的突厥人安置在河套以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一带地区，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并将颉利可汗原统治的漠南地区分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后迁瀚海都护府于云中城，改云中都督府为云中都护府；其后又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被安置在定襄都督府和云中都督府所辖六州的突厥降众，均成为唐王朝的臣民。然而，唐朝统治者却对这些突厥人实行羁縻和利用的歧视政策，经常征调他们充当对外扩张和对内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

永淳元年（682年），南迁至漠南的突厥贵族骨咄禄利用突厥人民群众对唐的不满情绪，重新建立了一个突厥政权，史称“后突厥”。后突厥是一个分裂政权。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中宗李显命左屯卫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率兵攻击后突厥，后突厥兵败退走。张仁愿乘机夺取后突厥所占漠南地。并经唐中宗允准，于黄河以北阴山以南从西而东依河傍托克托东胜卫古城遗址势修筑西、中、东三座受降城，以抵御后突厥逾河南犯。东受降城在今托克托县境内。又于沿河至牛头朝那山（今固阳县东）设置烽火台1800余所，拓地300余里，控制了阴山以南地区。

唐天宝元年（742年），唐王朝徙振武军于东受降城内，振武军与东受降城同治一城，统领东、中、西三受降城及其军务。乾元元年（758年），升振武军为节度，移置盛乐，今托克托地区只有东受降城，隶属于振武节度使。

辽金元东胜州

神册元年（916年）八月，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率部占领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越阴山，都为契丹占有。是年，胜州（遗址在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之民都被迁往河东，于今托克托旧城北侧唐东受降城遗址处建新城（遗址即今大荒城），安置移民，因此城在胜州之东，就名为东胜，后置为州。“东胜州,太祖神册元年破振武军，胜州之民皆趋河东，州废。晋割代北来献，复置。兵事属西南路招讨司，统县二：榆林县，河滨县。”

东胜州与丰州（遗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云内州（遗址在今托县古城镇西白塔村）被称为辽的“西三州”。“西三州”三城鼎立，构成了辽朝西南边境地带的威慑力量。其时，东胜州辖地约相当于今托克托、萨拉齐、固阳县及准格尔旗东北部。辽在设置州县之际，又沿袭唐末五代的建制规则，分建军镇于州治之间。东胜州置武兴军。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将云州大同军节度升格为西京大同府，“西三州”划归西京大同18府管辖。

辽保大五年（1125年），辽朝被金灭亡。金占领东胜后，仍沿辽制置州，隶属于西京（大同）路。东胜州仍置武兴军，统东胜县、宁化镇。在金统治的百余年间，今托克托地区的经济由战乱时的残破、萧条逐步恢复、发展。金朝后期，东胜成为金与西夏重要的榷场贸易之地。金兴定三年（1219年），蒙古军围攻东胜。东胜州被蒙古军队占领。元时，河套地区和今呼和浩特平原一带，包括鄂尔多斯北部，由原西京路改属大同路管辖。元朝沿袭辽金旧制，仍设东胜州。东胜州依然是军防重地，而且成为中原地区通往漠北的交通枢纽。为了密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沟通往来，在元朝大一统时期，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通向全国各地的交通驿站。其时，“由东胜州经中兴府至河西走廊的驿道经过今刺勒川地区。东胜州东接云内州、丰州，向西经中兴府到达河西走廊，与传统的丝绸之路汇合，西可通中亚，北经亦集乃路可到哈剌和林。”东胜地区不仅陆路交通畅通，以黄河为大动脉的水运也逐渐开通。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七月丙戌朔，敕自中兴路至西京之东胜立水驿十。”“属东胜州管辖的有只达温站、白崖子站、九花站、怯竹里站和梧桐站5站。”漕运便利之际，又设巡军，以利商运。官商船舶，西来东往，东胜为货物聚散转运之枢纽。

明朝东胜卫——脱脱城 妥妥城

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北伐大将金朝兴、李文忠轻取东胜，元平章刘麟等18人被俘。明朝天下初定，朱元璋就着手进行军制改革，决定创行卫所制度。明朝所有的军队，都编制在卫所之中。卫、所设有卫指挥、千户、百户等官。正由于上述的兵制改革，明初原属大同路的东胜州，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废州置卫，称为东胜卫，改属山西行都司。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徳、常升等将山西之民迁于大同、东胜屯田入军户，并在东胜城外建筑东胜卫新城（遗址即今托克托城城圐圙古城）。“（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分置左、右、中、前、后五卫，属行都司。二十六年二月，罢中、前、后三卫。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徙左卫于北直庐龙县、右卫于北直遵化县直隸后军都督府。三月置东胜中、前、后三千户所于怀仁等处守御，而卫城遂虚。

正统三年（1438年）九月復置，后仍废。西距行都司五百里，领千户所五;失宝赤千户所、五花城千户所、榦鲁忽奴千户所、燕只斤千户所、翁吉剌千户所。俱洪武四年置。”19东胜卫几度兴衰，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战略防御作用。“土木之变”后，明英宗兵败大同，被南犯的瓦剌部俘获。之后，明朝被迫将东胜卫等长城以北的卫所内迁。公元1510年，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统一了大漠南北的蒙古各部，把原有大小部落归并，整顿为6个万户（土绵），其中的土默特万户在其孙子俺答汗（又译作阿勒坦汗）统治时期逐渐强盛起来，于明嘉靖年间占据土默川，与明朝隔长城对峙。阿勒坦汗是蒙古族历史上致力于民族间友好和睦的开明统治者。他多次向明朝统治者提出和平通贡互市的要求，不惜以战求和。

明廷于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正式颁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双方达成互市条约。随后，东起宣府，西至甘肃的11处互市市场也陆续开设。从此，明蒙化干戈为玉帛，和平贸易代替了民族仇杀。兵革不兴，烽火不举。明蒙边境上呈现出一派和平繁荣景象。阿勒坦汗为求得游牧和农耕经济的相助互补，在极力争取与明朝通贡互市的同时，奖励和安排内地汉人在土默川耕田筑屋，开发“板升”农业。“到嘉靖末年（1566年前后），在土默川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民已逾5万人（一说约10万）。他们‘开云田（内）、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足见板升农业已初具规模”。其时，驻牧在东胜卫的是阿勒坦汗的义子恰台吉，又名脱脱。他驻牧东胜卫期间，积极促进与明朝边关的互市贸易，发展与内地的和平交往。明王朝对他一再予以褒奖，由百户晋升为四品指挥俭事官，从而也受到当地人民的赞扬。东胜卫因此改名为脱脱城，也叫妥妥城，以资纪念。

明末，东胜卫城渐废，城内居民陆续移居故城南侧今托克托旧城处。

清朝托克托厅

清朝初期，板升农业区的土地因战火而荒弃。出于军事需求，根据“就地筹糈”的政策，清廷从土默特的牧地拨出大量的土地，如“庄头地”“台站地”“大粮地”等，广泛招徕汉族农民出口耕种。蒙古人的户口地亦租给汉族农民耕种。汉族赤贫农民由最初春来秋归的“雁行”逐渐转变为定居。

托克托位于土默川南端，与晋、陕相邻较近，是晋陕农民进入土默川耕田务农的前沿地带，不少河曲、兴县、保德等晋西北的农民托县地区落脚务农。他们先为春出秋回，即所谓“跑青牛犋”。到康熙末雍正初年携家定居者逐年增多，因其户籍仍在原籍，故而称之为“寄民”或“客民”。

到乾隆中、后期，来土默川种地的农民与年俱增，而且多数定居下来。乾隆朝以来，后套平原的农业开发也相继展开。到清朝后期，后套的大部分土地都开垦为农田，致使后大套在清朝后20期成为远胜土默川的“塞外粮仓”。

土默特和后套地区的农业开发的直接结果是，游牧经济萎缩，并逐步让位于农耕经济。在此历史背景下，位于农耕开发前沿的托克托地区在清中叶后农业渐次取代了游牧业。土默川与后大套的农业开发，不仅满足了本地的粮食需求，而且有能力为供应周边地区提供充足的粮源。而与土默川较临近的晋西、晋西北乃至陕北地区，则是荒山秃岭，粮食匮乏的地区。这种地区现状就为两地贸易提供了潜在商机，开通两地商品流通的运输渠道势在必行。

土默特、后大套等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垦殖是与以山西人为主体的“走西口”人群密不可分的。这支“走西口”大军，既是开发内蒙古河套平原（含土默川）的主力，也是当地乡村城镇兴起、发展的居民来源和创业主体。“走西口”的移民队伍，涵盖了“三百六十行”的人群，其中不乏商业精英。正是这些商业精英，即后世称为“旅蒙商”“晋商”者，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不失时机地开通了以黄河水运为主干、联通甘肃、宁夏、内蒙古与山西、陕西北部的水陆交通干线。而位居这条水陆交通干线中段的托县河口及与之相邻二公里的县城，成为黄河上中游重要的货物集散中转基地。由于水陆商道的开通和兴盛，大约雍正、乾隆年间，“旅蒙商”中的部分“行商”也开始在托克托、河口设立店铺，由“行商”而“坐商”，从而由“晋商”变为“托商”。河口、托城城镇规模形成。道光以后，河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最大的干草运销市场。“当时市廛栉比，论市面殷繁，除归（化）厅包（头）镇而外，萨（拉齐）、清（水河）、和（林格尔）之城市，皆不及也。”“农业的长足发展和汉族人口聚居区日益扩大，为内地州县制度移入蒙地创造了条件。内地汉族移居蒙地后，清廷对蒙汉人民采取分治的办法，在汉族聚居的地方一般都设置厅、州、县，加以管理。”从而形成了“旗厅并存”“蒙汉分治”的政治体制。

由此，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廷在托克托城（今托克托旧城）设协理笔帖式，办理该处蒙汉交涉事务。乾隆元年（1736年），置协理通判，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托克托协理通判升为理事厅，隶山西归绥道。嘉庆十二年（1807年），鉴于河口在水路运输和商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清政府将河口由村升格为镇。光绪九年（1883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奏请口外七厅改制，将客民编籍。经清廷复准，土默特地区的寄民遂于次年核准落籍，成为“名正言顺”的当地居民。“水旱码头”地位的确立和兴盛，使河口镇和托克托城的交易商贸在清末21民初，即20世纪初，发展到鼎盛期，不仅繁荣了城镇经济，而且对县境及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大的辐射和影响作用。作为黄河中上游的货物水陆转运中心，河口镇、托克托城在黄河上中游的航运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对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晋、蒙、陕、甘、宁等地的商品交流，特别是对晋陕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华民国时

中华民国成立，托克托厅改为托克托县，通判改为知事，隶属绥远观察使公署管辖，托克托城仍为县府所在地。民国3年（1914年），托克托县隶属于绥远特别行政区。民国17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绥远特别行政区为绥远省，托克托县隶属之，县知事改为县长。

民国12年（1923年），平绥铁路延伸到包头，包头取代河口的码头地位。其时，黄河水运虽然失去了往日的繁荣，但是还有少量商船来往，托克托的商家在困境中勉力经营。

民国27年（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托县后，将托县划归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巴彦塔拉盟管辖。伪托克托县公署将全县划为10乡1镇，取消了河口“镇”的编制，托克托城仍为城关镇。日军断绝黄河水运，实施残酷的奴役统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至此，河口、托克托城相沿200余年的“水旱码头”历史彻底结束。托克托经济全面衰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托克托县和平解放。1950年3月，托克托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隶属于绥远省和林格尔专员公署。不久，划归包头专员公署。9月，隶属于绥中专员公署。11月27日，隶属于萨拉齐专员公署。1952年11月27日，撤销萨拉齐专员公署，托克托县改隶集宁专员公署。1954年3月5日，托克托县隶属于平地泉行政区人民政府。1954年3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撤销绥远省建制，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1958年4月2日，撤销平地泉行政区，托克托县划归乌兰察布盟。1970年10月3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托克托县由乌兰察布盟划归呼和浩特市管辖。1971年，为避免黄、黑河水患，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县城由旧城逐渐迁至南坪新城区，即今县城所在地。2001年4月，托克托城关镇与南坪乡合并，因其坐落于黄河与大黑河交汇的冲击台地上，改名为双河镇。

（《名镇托克托县》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