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以冯先生的历史知识，不知是否知道：元朝是哪个国家的朝代？是不是中国的？如果不是，那是哪个国家的？如果是，那么元朝攻灭宋朝，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呢，还是中国的“亡国”呢？！

“安史之乱”以后，繁荣、强盛的唐朝转向衰落。朝中宦官专权，党派纷争；朝外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四方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唐王朝终于寿终正寝，中华大地又一次陷于分裂的局面，史称“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时期，以突厥沙陀部为主体，吸收六州胡人、回鹘人、吐谷浑人、鞑靼人等游牧民族形成的沙陀族。经唐中期以后的发展壮大，取得了中原的霸主地位，并相继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与后梁、后周并列为五代重要的王朝。东胡后裔的契丹崛起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建立辽国，越燕山南进，意图问鼎中原。南方的吴、南唐、前蜀、后蜀、楚、闽、南平、南汉诸国割据一方，苟且偷安。

960年正月，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赵宋政权相继消灭南方诸国。至979年宋太宗消灭北汉，实现了内地的统一。北方的辽国觊觎中原，西北党项羌建立的西夏雄踞一方，吐蕃峙立青藏高原，北宋的统一始终未能完成。此后，源出肃慎、靺鞨的女真族肇兴于东北，建立金国，先灭辽国，继灭北宋，与南迁的宋朝形成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局面。直到蒙古族雄起漠北，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汗国，统一蒙古草原。随后南下灭西夏、灭金、灭宋，统一吐蕃，建立元朝，实现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大统一。

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并立，宋、辽、西夏、金、高昌、大理、吐蕃等政权并存，长大300多年的分裂局面，元朝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大统一。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舆国之广，历古所无。”“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逮不及元。”（《元史·地理志》）较汉唐盛世更为辽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青藏高原纳入版图。在西藏地区设立了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其下又各设若干万户府，屯戍军队。并在藏区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行省制，以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为“腹里”，还设置了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浙江、江西、湖广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元朝这一行政体制的创新，对明、清、中华民国至今影响深远，一些省名至今仍在沿用。

元朝建立后，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安置流民，劝课农桑，兴办屯田，开渠浚河，整顿户籍，建设城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忽必烈曾多次颁布诏令禁止毁坏农田，要求臣属务必“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募民屯田，招抚安辑流亡，兴修水利，使百姓安业力农”（《元史·世祖纪》）。元政府相继设立劝农官、劝农司、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元史·食货志·农桑》）。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颁布立社法令，要求以自然村为基础，五十户为一社，由社长组织农民垦荒耕作，修渠治河，发展生产，并互助合作。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元政府颁行《农桑辑要》，举凡“蚕桑之术，畜孳之方，天时地利之所宜，莫不毕具。”各各州县大力督行，“利布四方，灼有明效。”（《农桑辑要·序》）元政府设都水监、河渠司主管水利建设，“以兴举水利、修理河渠为务，”“济漕运，通南北之货，免决啮之患，溉诸地之田”（《元史·河渠志》）。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留下了“元人善治水”的美誉。

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经过几十年恢复，中原地区丛莽垦辟，桑麻被野，人口繁衍，烟火相望。据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6年）的统计，全国户口数达到1343万户，人口达到6049万人，超过了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879万户、5097万人，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1500万户、5325万人的水平。

元朝政府重视手工业发展，在大都、上都等地设置管理官营的手工业机构。官营手工业分属工部、将作院、武备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等。上都城内设有铁局、器物局、金银器局、织染提举司、纳色提举所、软皮局、斜皮局、杂选鞍子局、弄样毛子局、纳失失局、染局、绣局、罗局、毡局等官营手工业局院，各局院官领的工匠都在百人以上，多的达上千人。元代纺织业尤盛，元政府推广棉花种植，鼓励发展棉纺织业。在江南各地，还出现了带有初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性质的纺织业手工作坊。

元朝政府实行重商政策，采取减税、免税、保护国内外贸易的措施。元朝政府发行纸币，统一货币在全国流通，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大都、上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新兴贸易都市。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均超越前代，盛极一时。

忽必烈建立元朝，大力推进政治文化的创新。忽必烈坚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了成吉思汗开放、革新的政治理念，主张“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元史·徐衡传》）。忽必烈主张“文治”，实行“变通”，推行“用汉人治理汉地”、“以汉法经营中原”的政策。忽必烈延揽各族人才，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举凡吏治、军事、财赋、经济等诸般事宜，多征询其计而从其谋划。忽必烈实行汉法，陈设纲纪，确立法度，“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顾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元史·刘秉忠传》），实现了社会的安定。忽必烈的政策赢得了内地地主、士族的拥护，赞誉忽必烈是“能行中国之道”的“中国之主”。

元朝重视教育，忽必烈于建国之初就下诏，设置中央及地方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元史·选举志》）元朝政府专门设置蒙古学官，“掌管蒙古教学事宜”，促进了蒙古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培养了大量人才。又设各级汉地学官，以儒家经典作为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同时，元朝尤为重视应用之学。例如，大司农主持编辑的《农桑辑要》，即为农学教材；王祯的《农书》中，还包括了杠杆运动等工学原理。

元朝的东西文化交流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元朝将罗盘、火药、印刷术等中国人的发明传到中亚、西亚、欧洲。阿拉伯、波斯科学家将新的天文仪器带到中国。忽必烈请阿拉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在紫禁城建立天文台，并设“回回司天监”，“掌观象衍历”（《元史·百官·回回天监》）。郭守敬主持建立27个天象观测所，创制授时历，并创造、改进天文仪器约20种，均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札马鲁丁制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球仪。忽必烈授命考察黄河源，记录文字材料，并绘制了地图。忽必烈授命编修地理志，绘制元朝全国的彩色大地图，定名为《大一统志》，共1300多卷。随后完成《天下地理总图》，包括了元朝疆域内的山脉、河流、都邑、城墙、道里、野地、立堠、地理建置、郡县沿革、物产，等等，可谓元代地理的百科全书。其规模之大，地域之广，内容之分丰富，在中国历史上均是史无前例的。引入阿拉伯、欧洲数学著作，也大大促进了元代数学的进步。

中外科学技术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元代手工业技术的提高。元代的纺织、冶金、兵器制造技术等，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元代制瓷工艺以“元青花”为代表，体现了蒙古族的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蒙古族崇尚“长生天”，蓝色为天空的颜色，蒙古族也以“青色蒙古”自称；因为乳汁、绒毛均为白色，蒙古族以白色代表纯洁、财富。青花瓷恰好体现了蒙古族的这种意识。元代开发的釉里红、红釉、蓝釉描金等新品种，不仅丰富了瓷器的品种，而且为明、清瓷器工艺的更趋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的。元大都的宫殿建筑在技术、形式、结构、材料、装饰等各个方面，均体现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宫廷中还有畏兀尔殿、棕毛殿、温石浴室和“通用玻璃饰”的水晶圆殿等，具有不同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特色，体现了不同民族的工匠、技师高超的技术水平。如今，北京的小街巷仍称为“胡同”，这是蒙语“井”的称谓——“huddug”，因元代大都城中普通居民均需从小街巷的井中取水而得名。

元代是文学艺术繁荣的时期。适应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元杂剧兴起。“元曲”成为继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之后，又一座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并且为明、清小说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元代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史学、文学的繁荣。蒙古、康里、唐兀、畏兀儿、哈拉鲁等诸民族学者与汉族学者通力合作，完成了三部正史即《辽史》、《金史》、《宋史》的撰修；吐蕃、畏兀儿、汉族学者等合作编写了佛典目录学著作《至元清室勘同总录》计10卷，皆为当时盛事。元代文坛蒙古、畏兀儿、回回、女真等族文人学士甚多，文采风流，著于当时。后人评论说，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明〕王士祯：《居易录》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