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史稿卷九·本纪九·世宗本纪》记载：“二年……庚子，建孔子庙于归化城。”清世宗即雍正皇帝，二年即雍正二年，也就是公元1724年。这是国家历史关于土默特文庙建成的记载。由此可见，土默特文庙的建成在国家大事当中也排得上号，并在国史当中作了记载。
为了从精炼的史料中读出更多信息，笔者在此交代一点读史的体会。
呼和浩特的城市名称，在历史记述中始终存在两张皮现象。
呼和浩特的兴建，是在北元时期由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主持下，于1572年起造，1575年建成。呼和浩特的蒙古语本意是青蓝色城郭，所以呼和浩特也叫青城，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在当地蒙古语中，这一名称一直沿用。早期在民间，汉语名称也是音译，一些游历人士关于呼和浩特的记述多采用音译名“库库和屯”，便是依据当地口音记录当地风土人情。清朝乾隆皇帝为此曾有过一道懿旨，认为翻译成“库库和屯”不够准确，要求翻译成“库克和屯”，而且，据老学者们讲，土默特蒙古语中有一个发音接近鄂尔多斯语音，东部蒙古语发“和”音，西部发“克”音，故乾隆皇帝的旨意更接近本地发音，但这道圣旨未能改变民间的习惯用法。
在汉语名称中，呼和浩特还有“归化”、“归绥”称谓，也源于历史。
阿勒坦汗曾于1550年兵围北京，史称“庚戌之变”，当时蒙明之间达成了通贡互市的贸易协定，但明朝觉得这项城下之盟不够光彩，贸易不畅。1570年，阿勒坦汗的孙子把汗那吉负气出走明朝。在种种主张之中，明朝政府以张居正为首的一些开明重臣利用这个偶然事件的机会，促成明朝皇帝改变了贸易态度，此后蒙明之间，也就是长城以里农业区与长城以外牧业区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日趋活跃，蒙明关系趋于友好。大家熟悉的《走西口》历史剧，其实应该从此时拉开序幕。此时，土默特部进入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也进入一个担当农牧两大经济区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集散地时期；阿勒坦汗成为了长城内外和平友好与建设发展的捍卫者。当此之时，阿勒坦汗决定建造呼和浩特，明朝方面也由经济封锁转变为技术和劳力支助，并且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给建造的城市赐名归化城。因此，呼和浩特应该尊阿勒坦汗为城市之父，土默川上以呼和浩特和包头为塞上明珠，成为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启动于阿勒坦汗时代。阿勒坦汗既是历史伟人，也有“白脸曹操”之一面，他统领的土默特部游牧于长城外围，为北元的牧民创造了几十年祥和放牧、安定发展的时机，但他让北元“中央汗庭惧为所并，于1547年东徙。”另一方面，明朝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他当时的职责是土默特首领，是北元的一位功臣悍将，他既有来者不拒的一面，也有友好使者的一面。因此，呼和浩特在阿勒坦汗时代是北元重镇，“归化”应该算它的汉文中的别名，尤其在证明北元与明朝由敌对转向友好和通商方面具有特殊历史意义。
1636年后，金获得元朝传国玉玺，改国号为清，按八旗制度编土默特为一部两翼二旗。1644年满清入关，定都北京。留在中央王朝的历史档案便是明朝的类似记载顺义王、归化城等资料，而土默特旗进京的官员和呈文均集中在理藩院，于是，呼和浩特城市名称开始出现两张皮。中央的文臣不熟悉地方细节，多依据明朝历史档案行文和修史，因而“归化”这个别名渐渐见诸文件。在地方的母文化当中，土默特旗务衙署的汉稿房在清代始终没有正式官缺，汉文文件因数量少而临时处理，行文多以蒙古文或满文书写，自然是书写为“呼和浩特”。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在土默特地方陆续设置汉族居民管理机构，并先后升格为理事厅，如归化厅、和林格尔厅、萨拉齐厅等，隶属于山西，管理客居土默特而户籍在山西的汉族居民。乾隆六年（1741年），又设置归绥道，也隶属于山西，管辖上述诸厅，这些机构属山西布政使司的派出机构，有类似各地住呼办事处的性质 。从此，在土默特地方出现一地两制，即蒙汉分治，同时并行两种文化。而在汉制体系中，自然是使用汉族同胞熟悉的“归化”、“归绥”等地名。1914年，民国政府将内蒙古中西部划为绥远特别行政区（1929年改为绥远省），将归化、绥远二城合称归绥市。在此期间，土默特旗予以保留，改清代直属于理藩院的“土默特旗务衙署”牌子为“土默特旗总管公署”，隶属于绥远省，仍管理土默川的蒙古族居民。至此，呼和浩特的汉译名一度消失。据老人们讲，当时习惯说蒙古语的老人开始从汉语翻译，但还是习惯说城市为浩特，蒙古语中出现了“归绥浩特”。1937年，日本侵略军进入呼和浩特，他们扶持的德王政权将呼和浩特翻译成“厚和豪特”。1945年，绥远省和归绥市恢复，但已经稀有说“归绥浩特”的。
1954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确立于本市，将城市名称汉译为我们熟悉的“呼和浩特”。其实，在蒙古语中，从1575年至今，呼和浩特城市名称始终是一个词，只是汉译名称有库库和屯、库克和屯、厚和豪特、呼和浩特等。
《清史稿》编写于民国时期，将土默特旗建孔子文庙于呼和浩特记为“建孔子庙于归化城”，也是文化的历史。
这段历史也给我们一定启发。首先，了解历史，理解文化，有利于民族团结。即使从雍正元年设厅算起，到1914年已经有数代汉族居民生活于本地，而他们在本地是山西人，回到山西又是一身土默川文化的外地人，从归属感上失去了根。直至1914年的变更，无论蒙古族还是汉族居民，都认同他们是内蒙人。同乡，自然应团结。
其次，明晰自治区首府的历史，理解当地母文化的根，有利于增进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厚重感。比如内蒙古民交会自举办以来，仿佛是一个全新的事物，缺乏《茶马古道》那种文化底蕴，而阿勒坦汗开创的道路，《走西口》数不清的故事，应该成为民交会道路的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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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穆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