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乾隆皇帝对绥远城的兴建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即位之初的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总理事务王大臣上奏：“归化城修整完固，于城东门外，紧接旧城，筑一新城，新旧两城，搭盖营房，连为犄角，声势相援，便于呼应”。乾隆皇帝考虑到土默川在蒙古高原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军事上的需要，于当年十月下旨：“建归化城东北五里许绥远城。”第二年（1737年）二月动工，乾隆四年（1739年）六月告竣。绥远城建城后，原驻归化城的右卫将军移驻绥远城中心的将军衙署，同时，4300名满、蒙、汉八旗步骑兵陆续进驻。绥远城将军可谓位高权重，其官阶为从一品，其人选从皇亲国戚或亲近大臣中择任，其职权军政合一，统辖绥远城数千驻防官兵和土默特左右翼两旗、伊克昭盟（一部七旗）、乌兰察布盟（四部六旗），遇有战事，还具有调遣宣化大同二镇官兵、节制沿边道厅等权力。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保德由凉州将军升调第七任绥远城将军。在绥远城竣工的当年，清廷又专设绥远城粮饷厅（俗称粮饷府），主官称理事同知，专司城内驻防官兵粮饷的采购供应之事，由绥远将军直辖。乾隆感到，若折内所奏情况属实，既涉及到封疆大吏，又关系到军国大事，实在是非同小可。况且地方主官若目无纲纪，贪婪成性，其治下必然朋比为奸，毫无顾忌。若属诬陷，对诬告者也绝不能轻饶。于是乾隆暗下决心，彻查此事。

　　上折人乃归化城理事同知普喜。这归化城理事同知厅，为雍正元年（1723年）所设，隶属山西大同府，专管日益增多的汉民事务。而土默特两旗的蒙民事务，由土默特都统衙门管辖，此为“蒙汉分治”之始。以后在土默特地区又陆续增设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善岱五个协理通判厅。乾隆元年（1741年），清廷又设置山西分巡归绥道，隶属山西巡抚，为山西“四道”之一。下辖归化城理事同知厅和五个协理通判厅，主官称道员（或道台），为四品官，道台衙门设在归化城，此为“归绥”地名之始。乾隆十五年（1750年），改兵备道，既管辖民政，又有权指挥驻归化城的绿营兵（由汉兵组成，兵员400人左右，俗称“归化营”）。归绥道台及各理事同知、协理通判，一直由满员充任，而且多出自“黄带子”（指清太宗皇太极以下的支派）和“上三旗”（指皇帝亲统的满族镶白、正白、镶黄三旗）。

　　乾隆读毕普喜奏折，又想起两年前刘统勋奉旨查办“晋案”过程中涉及到归绥道的案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月，新任山西巡抚塔永宁奏报前任巡抚蒋洲（当年七月调任山东巡抚）在山西任布政使（相当于分管民政、财政的副省长）、巡抚期间，侵用“帑银两万余两”，此案命时任刑部尚书的刘统勋查办。经查此事属实，而且蒋洲在调离山西前，为弥补库银亏空，暗示属下帮其筹银，结果全省道府州县一些官员，乘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乾隆对此案“为之骇然”，喻令将蒋洲在山东“就地正法”，其余案犯也依律治罪。在查处“晋案”过程中，有人举报归绥道官员私伐乌拉山“木植”，并将所得赃款为蒋洲弥补部分亏空，但当时未来得及深究。现在看来，此案置朝廷“不准砍伐乌拉山林木”，禁令之顾，实属贪赃枉法，而且牵涉到复杂的蒙古事务，也须查个水落石出。

由于保德身居高位，此案非朝廷重臣办案不可。而私伐乌拉山木植又属“晋案”一部分，加上归绥道归山西省管辖，前两年又是刘统勋查办的“晋案”，因此，尽管刘统勋年已花甲，且正月刚升任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副丞相），乾隆皇帝还是决定派刘统勋出马，前去归绥，查办这一案中案。乾隆密召刘统勋面授机宜，赐尚方宝剑，嘱其“可便宜行事，彻查真相，整饬吏治”。

“路指阴山落日红”

——刘统勋微服离京出塞

　　刘统勋奉旨后，凭多年的办案经验深知，保德等涉案人员官场多年，盘根错节，且在朝廷中背景很深，耳目众多，若走漏风声，不但会无功而返，而且还可能被倒打一耙。于是，他只带少数精干随从，化装成商人，出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绕路过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县北），穿察哈尔草原，沿阴山山脉前行。

　　塞外初春，天气乍暖还寒。在察哈尔草原到归化城和绥远城的路上，刘统勋一行乘几辆驴车鱼贯而行，太阳快落山了仍未停歇。刘统勋触景生情，随口吟诗道：

骞驴破帽独冲风，路指阴山落日红。

行客不须悲塞北，版图先已属辽东。

　　诗中的辽东，指的是今辽宁省东部，秦汉时就设辽东郡，明代设辽东都司，16世纪末17世纪初，女真族在这里兴起，1626年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族，1644年入主中原。塞北蒙古各部，在后金时期就陆续归顺。诗中描写了行程的艰辛，也表达了他查实此案、忠心报国的坚定信心。

　　乾隆皇帝派刘统勋来归绥查办此案，可谓是知人善任。刘统勋出生于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山东诸城县人，1724年（雍正二年）考中进士，之后在朝廷“久值机密”，先后任翰林院（清朝最高文化学术机构）编修、南书房（皇帝向亲近大臣幕僚咨政之处）行走、上书房（皇子读书处）行走、詹事府（掌朝廷咨询、记注、纂修之事）詹事。乾隆即位以后，认为他“练达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此”，对他更为器重，“倚为股肱”，并常请他“决疑定计”。但刘统勋并不恃宠而骄，而是始终清廉自守，先后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漕运总督、刑部尚书（相当于部长）、吏部尚书，以公正廉直、刚正不阿闻于朝野。特别是他在执掌或监管司法监察机构期间，履履奉命手持尚方宝剑，巡查各地，纠正吏治或查办涉及高官勋戚的大案要案，而且件件鞫实，依律惩处。《清史稿》载，他曾到过广东、云南、山西、陕西、江苏、江西、河南、浙江和新疆等地，仅办案就走遍了半个中国。因此，当时的贪官污吏对刘统勋是又恨又怕，而黎民百姓则呼之为“青天”。

　　还要说到的是，刘统勋家族为清代山东诸城的第一望族。其祖父刘必显，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曾在户部任职，为官清廉，正直有胆识；父亲刘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官至四川省布政使，“善政不可胜举”，也是著名清官，康熙皇帝曾为御赐其家堂号为“清爱堂”并亲书堂匾。刘棨生有十个儿子，三个中进士，六个中举人，刘统勋为五子。刘统勋的儿子刘墉，乾隆六年（1751年）进士，因驼背而称刘罗锅，但他多才多艺，博古通今。刘统勋来归绥这一年，刘墉任山西省冀宁道台，乾隆后期成为朝廷重臣，比其父名声更大。在当今时代，由于相关戏说清宫电视剧的广泛制播，“宰相刘罗祸”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刘统勋一行经长途跋涉，大约于三月份，悄然来到了归化城。他的到来，预示着归绥地方官场上的一场大“地震”就要爆发，预示着贪官的末日即将来临。

“微服出塞月余人莫之识”

——刘统勋在塞外的微私访

　　刘统勋在塞外是如何具体私访的，史书没有记载，但《归绥事略》中说他“微服出塞月余人莫之识”。可见，他的微服私访虽然长达一个多月，但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和意图。

　　民间传说刘统勋到达归化城后，改名换姓，以山东布商的身份，投宿于大南街路东的“东升店”。他每日早出晚归，走街窜巷查访，了解到民间的有关保德、呼世图、普喜等人罪行劣迹种之反映和议论。据说刘统勋第二次来归绥处理完案件后，曾给“东升店”题为牌匾作为纪念，“东升店”视此为荣，一直挂到民国初年该店关闭。还传说刘统勋在归化城，正遇普喜为其母80寿辰搞祝寿活动，他便跟上戏班混进堂会，目睹其奢侈生活。

　　刘统勋把保德和呼世图移挪库银的事情调查完后，又花很大的精力查访私伐乌拉山林木案。这乌拉山属阴山山脉中段，东为大青山，西北为狼山，辽时称牟那山，清称穆纳山，民间因此山为乌拉山西公旗（今乌拉特前旗）境，称乌拉山。此山南邻黄河，山势雄伟，山上森林茂密，古木参天。有诗赞道：

峰峦叠嶂峰独秀，水绕群山水自清。

青松翠柏无歇处，珍禽异兽处处吟。

　　乌拉山部原在呼伦贝尔草原游牧，是成吉思汗的胞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与科尔沁部同祖。而科尔沁部效清功首，荷恩独厚，且数代与清廷结姻，康熙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就出自科尔沁部。乾隆皇帝也曾写诗道：“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清朝入关后，为防漠西蒙古准格尔部东犯，于顺治五年（1648年）将该部迁至乌拉山、狼山一带游牧镇守，并编为三个札萨克旗。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准格尔部首领噶尔丹到达宁夏，闻噶尔丹兵败自尽后，乘龙舟沿黄河顺流而下返程。亲睹被乌拉特蒙古部视为神山的乌拉山景色，特喻旨任何人不准私自砍伐山中林木。绥远城建成后，因乌兰察布盟及乌拉特三旗为统远城将军所辖，历任将军都定期前往乌拉山祭敖包，以示尊崇。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鉴于有不法商人盗伐乌拉山林木现象，重申：“当准于大青山伐木，不准越界砍伐穆纳山之林。如有违禁砍伐所禁地方树木者，严拿送部议罪”。

　　刘统勋一行离开归化城后，西往乌拉山林区多次实地查看，听西公旗官员和旗民介绍情况，了解到归化厅同知普喜和吏员白德明派人持绥远城将军印信来砍伐林木的。林木砍伐之后，即扎成木排顺流而下，在托克托城河口上岸，然后卖出。刘统勋还了解到，白德明带人来乌拉山砍伐树木后，西公旗札萨克和当地牧民闻讯前来阻拦，因白德明手持绥远城将军公文而无可奈何。一些牧民集资募款前往绥远城和太原城问个究竟，但不是被堵回就是失踪。刘统勋听到这些情况，对这些目无王法、肆意妄为的蛀虫义愤填膺，不禁写诗道：

皇恩雨露苏边草，使节星霜滞转蓬。

几度拂云堆上望，纷纷得失悟虽虫。

　　诗中的拂云雄，是唐代突厥人的祭祀之处，位于乌拉山一带。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游边》诗中，就有“日暮拂云堆下过，马前逢着射雕人”的诗句。

　　了解到乌林山私伐林木的材料后，刘统勋沿黄河顺流而下，来到托克托河口镇。民间传说，他住在“享荣木店”，并多次到黄河岸边察看。了解到一个月前，木料码头还是热闹异常，享荣木店就是专门做乌拉山木料买卖生意的。因传闻朝廷要派大员查办此案，因此该码头冷清下来。民间还传说，一次刘统勋北往古城村时，见路边坐着两个老农，相对而泣，悲伤异常，一问才知，两人一个叫郝招财，一个叫李二宝，郝招财女儿从小许配给李二宝儿子玉柱。但村公首（村霸）张二狗儿子看中郝招财女儿，企图强娶为妻。刘统勋再问，为何不到衙门告状？二人回答，因为不会写诉状，衙门连门也不让进。围观众人也异口同声证明二老所说是实。于是，刘统勋让人找来笔墨，写道：

乘马匆匆向北行，路遇二老哭道中。

古城公首张二狗，倚仗权势强娶亲。

玉柱上门去理论，打成重伤躺家中。

敢向公理今何在，告状无门实有门。

相信王法铁如山，定为百姓鸣不平。

　　写罢交与二老，让他们到托克托厅找协理通判起诉。协理通判收此诉状后，见字体功力深厚，非饱学之士难以写出，便密报普喜。普喜已风闻刘统勋出塞私访，密派刺客刺杀刘统勋，被刘统勋随从擒住。刺客仰慕刘统勋清正之名，愿为案件作证。

刘统勋基本查清案情后，从杀虎口入山西，到太原府会见了山西巡抚塔永宁。接着由太原返回京城向乾隆皇帝回奏。

“非执法惩创，何以儆官邪而彰国宪”

——涉案人员受到严惩

　　经过刘统勋的微服私访和朝廷办案人员的多方取证，绥远城将军保德伙同绥远城粮饷厅理事同知呼世图贪污饷银案，归化厅理事同知普查伙同吏员白德明私伐乌拉山林木案，以及相关的行贿受贿案，都真相大白。

　　一是查明保德在绥城将军一年多来同，伙同呼世图挪移绥远城粮饷厅库项18000两私用；

　　二是查明，白德明依仗其妹为保德小妾，作恶多端。普善与其狼狈为奸，在其所骗取的空白绥远城将军印信上伪造公文。白德胆持伪造公文，组织人员私伐乌拉山木植，并利用河运到河口镇通过不法商人贩卖渔利。

　　三是查明，普善、白德明从盗伐出售乌拉山林木所得赃款中，除送给原山西巡抚蒋洲部分外，还送给保德5000两，其余皆据为己有，保德后来虽发现他们私伐乌拉山木植，但由于收受贿银，便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四是查明普善之所以举报保德、呼世图，主要目的是转移视线，以掩盖自己私伐乌拉山木植罪行，企图蒙混过关。

　　乾隆皇帝接到查案报告后，龙颜大怒。尤其是保德身为将军大员，在私伐乌拉山木植案中贪污5000银两，实出乾隆意外，便御批道：保德等人“枉法婪赃，贪黩败检，一至于此”、“实为罪不容诛，非执法惩创，何以儆官邪而彰国宪”，命刘统勋将保德、呼世图、普善当地“监看正法，以昭烱戒”。

　　当年闰六月，正值盛夏，刘统勋第二次来归绥。这一次同上次“骞驴破帽”、微服私访截然不同。他和山西巡抚塔永宁从大同得胜口出边，一路鸣锣开道，尽显钦差大臣威仪。经丰镇、宁远（今凉城县）到绥远城郊之后，绥远城将军衙署、归绥道台衙门、土默特都统衙门、归化城同知衙门、绥远城粮饷厅衙门的主要官员，在东茶坊关帝庙处跪迎，并将刘统勋一行送至绥远城的公馆。

　　过了两日，刘统勋在将军衙署大堂举行会审。只见大堂正面，高悬乾隆皇帝亲赐刘统勋的尚方宝剑，公案上摆放着一沓罪案证词，堂下侧室内坐着相关证人。首先提审的是私伐乌拉山木植的主犯之一白德明，他狡猾抵赖，上推下卸，证人作证后仍拒绝画押认罪，被当堂杖死。普喜、呼世图、保德见铁证如山，无法抗拒，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保德还心存侥幸，认为自己罪不至死，顶多革去顶戴，解京请旨而已。当刘统勋宣布对保德、呼世图、普喜“就地正法”的圣喻后，他们面如土灰，瘫软在地。其余涉案人员，亦依律惩处。

　　民间传说，刘统勋对保德等人行刑时，从将军衙署沿西街搭了三里多长的席棚，押保德等人沿席棚进入大教场，当时新城戒严禁街，驻城官兵民众不许观看，以保大清封疆大吏的颜面。

刘统勋办案回京时，归绥城乡百姓香火顶烛，夹道欢送。归绥的大小官吏，对刘统勋办案的神敏准确和贪官污吏受到的严惩，无不震惊。《绥远通志稿》说：刘统勋“去后数年，市上每见白发翁浣洁者，辄相惊以为公又至矣”。

　　此案办结不久，山西巡抚塔永宁、归绥道员固世衡因失职亦被革职。

　　刘统勋查办归绥案两年之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升任东阁大学士（相当于丞相），二十八年（1763年）后为上书房总师傅、国史馆总裁官、《四库全书》总裁官。三十八年（1773年）十一月病逝，乾隆皇帝闻讯后亲临祭奠，见其家素寒，不觉大恸，谥号“文正”。继而在怀旧诗中称赞刘统勋道：

遇事既神敏，秉性原刚劲。

进者无私感，退者安其命。

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