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隆庆、万历以来，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率部众驻牧呼和浩特一带后，除有大批汉族移入这里外，更有许多汉人临时性地到蒙古族聚居区或蒙汉杂居区去做工，从事建城筑屋、刻石立碑、冶金铸造、作麯酿造等各种手工业操作。呼和浩特市旧城大召内的铁狮子，就是汉工为蒙古族土默特部冶金铸造的一例。

　　1969年，为了察看“文革”期间“破四旧”所得的文物，我与内蒙古大学金启琮教授一起，到呼和浩特市旧城费扬古庙，看到许多清代商号的匾额和条幅，随后便到了大召，去看明代的铁狮子。

　　大召是明代在呼和浩特市最早建立的喇嘛寺庙，当时称“银佛寺”。大召殿前有铁狮子一对，两尊铁狮子并排而放，皆腹空，前腿直立，后腿作蹲踞之状，造型浑厚有力。左侧狮较高大，高86厘米，背部有蒙文铭文。右侧狮较小，高82厘米，背部有汉文铭文。铭文凸起，字形不甚工整。汉文铭文为：

　　“天启三年九月吉日，大同北草场金火匠人陈二一人成造，与口虎吃克温布黄台吉许愿，住(铸)铁狮子一对，太子(也可译为太师)更林习林鉴造。古升还金宰生(可译为宰桑)、迟库儿、白言(可译作博彦)恰吉、独校邦什(可译作把克什)、恰脑火(可译作诺颜)、恩克吃儿、我力白克、克邦什、汤谓恰、克帖气、奔把恰。”

　　这段铭文，不仅字形欠工整，而且还有别字，如把“铸铁狮子”误作“住铁狮子”，所列的人名译写方法，也无确定对音译字的用字规范，与明代的随音用字是一致的，它无疑是明代末年的作品。
当时，在土默特部从事冶铸业者，都是来自长城以内的汉人，铸造此狮的工匠为“大同北草场金火匠人陈二”。狮子铸成之后，允许金火匠人书名其上，而且署名次第竟在许愿者(即出资人)之前，足以说明天启年间土默特部冶铸业是很缺乏的，也可以从中看出，蒙古族对于汉人工匠是很尊重的。

　　这种“物勒其名”的实例，不仅见于这对狮子，在其他地方也多发现。如在土默特右旗美岱召明代泰和门石额上，也书有“木作温伸，石匠郭江”之名。又如呼和浩特东郊苏木沁有明代华严寺，在寺内立有一通万历四年把都儿摆腰台吉所立的石碑，也是汉人石匠宋景兴和阎贵制作的。由于当时土默特部施工的困难及蒙古族对汉匠的尊重，因此陈二及温伸、郭江、宋景兴、阎贵等工匠的名字，得以流传至今。

　　金火匠人陈二，可能是“与口虎吃克温布黄台吉”欲铸铁狮临时从大同召来的，但也可能是陈二原在土默特地区沿街售艺而被召来雇用的，铸成之后，即返故乡或另找它事，他不像是在土默特部落户的工匠，其他匠人也应如此。大约当时土默特部一遇兴建鼓铸或刻石之事，即向口内临时招工或就地雇用汉工，因此可以说，这种情况在那时是普遍现象。

　　马克思说过：“在所有的东方各部落中，在这些部落的一部分定居状态和另一部分的继续游牧状态之间，可以建立起一般的相互关系”。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和互助，就是定居的汉族和各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的表现之一，所以呼和浩特市大召汉人工匠陈二给土默特蒙古人铸造铁狮子一事，绝不是偶然的，它正是蒙汉团结互助的产物。所铸铁狮子，是自古以来蒙汉两族之间存在的传统友好关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