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0日，是我国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日。这场由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为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最光辉灿烂的篇章。今天我们纪念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对于发扬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对于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的统一战线，对于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对于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共建美好家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内蒙古西部区的辛亥革命活动是全国辛亥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西部区各族人民响应革命，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清起义，从而为我国辛亥革命运动添写了辉煌的一页。

　　一、辛亥革命前各族人民的活动与斗争

  　　1905年8月20 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开始进入了新的高潮。当时《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国内设有5个支部，其中北方支部设在烟台，负责领导内蒙古、东三省、直隶、山西、山东和陕西等地的工作。因北方支部在内蒙古没有直接设立组织机构，故同盟会在内蒙古西部区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同盟会山西分会领导的。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标志着清政府已彻底地投降了帝国主义列强，成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清廷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挖空心思，巧立名目，以便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沉重的苛捐杂税逼得各族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很快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就内蒙古地区而言，清廷以“新政”为名，大力推行“放垦蒙地”的政策，即以圈垦牧场、征收押荒银、勘查农田、征收岁租为手段，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剥削。据统计：从1902年至1911年，内蒙古西部区放垦土地达77660顷[1]，致使广大农牧民陷入既无可耕之地，又无可牧之场的困境。这一时期，以抗垦斗争为中心的和自发的革命运动，遍及内蒙古各地。主要有l904年伊克昭盟郡王旗额尔德尼格尔勒领导的“独贵龙”抗肯斗争，l905年爆发的伊克昭盟乌审旗、杭锦旗的“独贵龙”运动，1907年归绥道萨拉齐厅爆发的蒙汉人民联合抗垦的斗争等。此后，在内蒙古西部区，这些自发的斗争逐渐被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所代替。

　　同盟会会员在内蒙古西部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归绥道所辖的各厅中。他们认为：“绥远西部，清廷鞭长莫及，应该到那里招兵买马，预作准备。”[2]于是他们分头秘密活动，发展组织，主要活动对象是汉族官兵为主的新军、具有反清排满意识的地方士绅、学生和以农民为主体的会党势力。内蒙古各族有识之士，纷纷接受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同盟会，四处鼓动反清革命。l907年，同盟会山西分会负责人续桐溪先后派出王建屏、李德懋、王建基、徐翰文、弓富魁、李荣、杨沛霖等会员赴内蒙古西部区从事革命活动。不久，萨拉齐厅的王定圻，托克托厅的吴英、吴跃、李永清，归化城厅的曾传章，丰镇厅的王镇亚，五原厅的郭鸿霖，后套的李栋成和土默特旗的云亨、经权、安样、巴文峒等人先后参加了同盟会，从而使内蒙古西部区有了辛亥革命的火种。通过同盟会会员的积极工作，归绥、包头、丰镇一带，已逐渐成为反清革命起义的基地。

　　“排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早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05年创刊以来，曾刊登了大量的民族主义思想方面的文章。蒙古族青年学生也有了新的思想觉悟，他们以《民报》为阵地，发表了许多“反清排满”的檄文。例如1908年《民报》第20号以“蒙古之多分子”为名，发表了一篇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就集中反映出他们要联合汉族和推翻清朝统治的决心。宣言书中说：清朝“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同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今敢以一言自誓曰：不排满复仇，则非蒙族之子孙，不与汉族和衷共事，则尤非蒙族之子孙。自今以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也愿与汉族同死；吾蒙古之土地，存也愿与汉土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则满廷倾伏、共和政府成立之日，即吾两族志愿已达之日。”这篇檄文，可看作是蒙古族志士们响应“反清排满”所提出的行动纲领，而且也反映出蘩古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和建立中华民国的决心。尽管同盟会从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混淆了清朝与满族人民的区别，但“反清排满”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唤起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号召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推翻清朝统治，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辛亥革命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在内蒙古西部区各族人民中的广泛传播，以及同盟会会员所作的大量宣传与组织工作，都为后来内蒙古西部区各族人民响应辛亥革命运动，起到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

　　二、绥包地区的反清起义

　　归绥城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和绥远城(今呼和浩特新城)的合称。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城内衙署林立，官兵密布。绥远城将军坤岫掌有满蒙八旗兵3300人，其中有新军步队两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巡警100人，控制着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两翼旗；在非常时期，并有调遣宣化、大同两镇之绿营兵和节制沿边道厅的权力。归化城副都统麟寿握有土默特两翼旗的新军两个营(步、骑各一营)，兵力为520人。归绥兵备道属山西巡抚所辖，道员是威麟，他控制着口外l2厅(兴和、宁远、丰镇、归化、萨拉齐、东胜、五原、陶林、武川、清水河、和林格尔、托克托)和新军组成的8个营的后路巡防队。归化城同知掌握着守备兵l30人。

　　1911年10月l0日晚，同盟会革命党人在湖北省武昌城举行起义，并通电全国，随之各省纷纷起兵响应。10月28日，山西革命党人太原新军混成协第二标标统(相当于团长)阎锡山率兵起义，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攻占省府，宣布脱离清朝统治而独立。为防止革命火焰扩散，清廷严令绥远城将军坤岫“妥速布置，严为防守”。坤岫随即“由本城挑派巡防官兵五百数十名，专顾城防；并令土默特旗添练蒙兵五百名，回团三百名，民团二百名，以资保卫。”[3]

　　太原新军起义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内蒙古西部区同盟会会员的斗志。山西革命党人杨云阶写信给归绥后路巡防队统领周维藩，劝其率部迅速起义，以响应太原新军的革命。在革命党人的积极运作下，1911年11月9日夜，部分归绥后路巡防队的官兵发动了反清起义，他们鸣枪放火，希图造成强大的起义声势。绥远城满蒙八旗兵闻之，迅速出击予以镇压，起义军深知力不能敌，遂经公主府，跨越蜈蚣坝，撤到武川厅阴山后的大滩地区休整。不久，起义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周维藩率领，转战于兴和、丰镇厅等地；一路由中哨哨官张琳、曹富章率领，转战于包头、河套等地。

　　包头是绥西重镇，时驻有后路巡防队马步两营人马。太原新军起义后，杨云阶和包头革命党人郭鸿霖等人，根据同盟会山西分会的指令，积极运动军队，计划起义方略。当归绥起义军转战至包头时，包头镇学堂堂长郭鸿霖和董事王鸿文对驻包头的后路巡防队管带王紫绶、谢若霖晓以利害，争取他们率兵悬旗反正。此外，他们又劝说借驻包头的五原厅同知樊恩庆、东胜厅同知谢锡庆同情和支持革命。樊恩庆、王紫绥等人迫于形势，只好虚于委蛇，表面答应投身革命。随之，张琳、曹富章率领归绥起义军于1911年l2月22日和平地进驻包头镇，宣布包头独立，自封都督，并设立了地方自治筹备处，以主持地方政务。同时，杨云阶又赴后套一带，劝说大余太与隆兴昌两地的清朝驻军，一同参加了起义。[4]

　　包头反清起义，没费一枪一弹，表面上是胜利和成功了，但实际上蕴藏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由于清朝统治势力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起义军又失去了警惕性，遂导致了“马号事件”的发生。1911年l2月24日晚，樊恩庆以设宴洗尘为名，邀请包头革命党人和归绥起义军首领赴马号大厅聚宴。不料酒酣之际，伏兵四起，当场将张琳、曹富章等7个都督击毙，郭鸿霖、王鸿文被擒后遇害，起义军大部被歼，余部及蒙古族志士经权等人被追退出城外，并继续遭到清军的追杀，后侥幸逃脱。至此，归绥起义军发动的反清革命，在包头宣告失败。

　　三、乌兰察布盟南部地区的反清起义

   　　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山西分会会员在乌兰察布盟南部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反清宣传和组织工作，使这一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为日后的革命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陶林厅的民军起义

　　陶林厅即今卓资县，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置。太原和归绥新军起义爆发后，陶林厅的军民备受鼓舞，闻讯后均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911年1l月16日，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的会党首领赵喜泰、郑作霖等人，与陶林厅警务长李绍明密议后，里应外合，率兵宣布起义，并攻占了陶林厅衙署，杀死了厅通判齐世明和巡检王化源。起义军与归绥义军东西配台，声势一时威震塞外。绥远城将军坤岫闻讯后，速派绥远城八旗兵前往弹压。同时起义军又遭到察哈尔正红旗总管达密凌苏隆统率的蒙古军的进剿。所以，起义军占领陶林厅数天后，被迫撤出城外，再集力量，以图日后复起。l2月初，赵喜泰又率起义军南下，进袭宁远厅（今凉城县）。宁远厅通判洪铨无力抵抗，借出巡之名而脱身逃离，驻守清兵随之溃散。起义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宁远厅，并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数天后，察哈尔镶蓝旗和镶红旗的蒙古兵尾追而至，对起义军进行围剿；起义军力不可敌，被迫撤出城外，结果被蒙古兵击溃。赵喜泰率残部退至丰镇厅等地，与张占奎（绰号小状元）部汇合，继续进行反清斗争。

　　2、兴和厅的反清起义

　　1911年11月9日，归绥后路巡防队的部分官兵举旗反清后，退往武川厅大滩一带活动，后决定分兵东西两路继续进行反清斗争。东路军由后路巡防队统领周维藩率领，于11月底攻占了兴和厅，并正式举旗宣布起义。清廷闻讯后惊恐万分，为防止其“由草地东窜，以固京师门户”[5]，急派北洋第一镇精兵进行围剿。周维藩审时度势，认为兴和厅孤悬于塞外，难以固守，于是统军南下大同，与阎锡山率领的革命军和孔庚率领的雁门军汇合，继续从事反清革命。

　　3、丰镇厅军民的反清起义

　　丰镇厅是内蒙古西部区较大的城镇，历来是军事要地，乾隆十五年(1750)建置，南距大同城仅50公里。武昌起义前，丰镇厅的农民张占奎不堪封建官府的残酷欺压，聚众举兵反抗贪官污吏。由于这支队伍的行动与口号不很鲜明，当地群众俗称其为“独立队”。同盟会山西分会认为这支农民军日后可用，遂派王虎臣去结识张占魁，不久便担任了“独立队”的军师。清末，丰镇厅同知章同，手中掌有马队巡警30人、步队巡警60人、后路巡防队新军l50人、亲兵卫队40人、民团抬枪队100余人，总兵力达380余人；武昌起义后，章同又临时招募警察210人。他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是一有名的酷吏。

　　太原新军举义后，革命军四处出击，力求控制山西全局。清朝大同镇总兵王得胜为防止革命军从太原北上，遂派中路巡防队主力赴雁门关堵防，仅留少数兵力驻守大同城。山西革命党人续桐溪、弓富魁决定趁虚而入，率“忻代宁公团”革命军急袭大同，于l911年11月30日占领之，次日通电全国，宣布成立大同军政府。清廷深知大同为军事重镇，京城之西方门户，于是速派总兵陈希义率北洋毅军10营人马围攻大同。续桐溪、弓富魁见大同战事吃紧，城池已处于危机之中。遂派人通知活动在丰镇厅的革命党人王虎臣，迅速起兵丰镇厅，袭敌于背后，以缓解大同之围。王虎臣接到续桐溪、弓富魁的命令后，立即联络丰镇厅的其他农民军，于12月10日在隆盛庄北30里的孤山村聚集，高举反清大旗，宣布起义。起义军公推张占奎为首领，遂后向丰镇城进兵，一路上受到许多群众的援助与拥护。l2月13日，起义军进抵丰镇城下，清军出城迎战，被起义军击败，共歼敌50余人。12月15日，起义军在预先埋伏于城内的革命党人的策应下，里应外合，一举攻入丰镇城，清军被彻底击溃。章同无路可逃，只好藏身于一商家后院的棺材中。起义军进城后，高悬“革命军”大旗，提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口号，并公推原丰镇厅佐州幕曾厚章为分军都督。曾厚章随之向全城军民发出约法五章：“一不公报私仇，二不杀人放火，三不任意抢劫，四不滥杀官吏，五须团结一致。”[6]起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全城秩序井然。起义军将厅署捣毁后，又砸开监狱，释放犯人，并动员其参加起义军，以壮力量。

　　起义军攻占丰镇后，未对隐藏下来的清朝残余势力进行肃查，从而留下了隐患。章同密派人送信于毅军大同镇总兵陈希义，恳请其火速救援。l2月22日，陈希义派马鸿恩、王国士率北洋毅军和中路巡防队共约2000人北上救援章同。绥远城将军坤岫亦派归化城土默特旗蒙古兵600人东攻于丰镇城下。l2月23日，清军与起义军在丰镇城下展开激战，起义军两面受敌，自知寡不敌众，遂分兵三路突围。转移途中，领导这次起义的革命党人王虎臣率兵行至德胜口，不料与大同中路巡防队相遇，双方经激战，起义军战败，王虎臣不幸被俘，被枭首示众于德胜口城门楼下。l2月24日，清军占领丰镇城后，章同从棺材里爬出，恢复了职权，遂召集旧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及革命的同情者，先后斩杀33人，丰镇城陷于血雨腥风之中。起义军余部在清军的追杀下，被迫撤往隆盛庄、永善庄一带。至此，丰镇厅革命党人和农民军的反清起义，遂宣告失败。

　　四、山西革命军的北上及反清斗争

    　　太原新军起义后，清廷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令卢永祥率兵攻击太原。革命军经清军打击后，损失较大，阎锡山被迫率起义军放弃太原北退至大同城。阎锡山经与周维藩、孔庚商议，决心重整旗鼓，继续从事反清斗争。于是阎锡山自封为都督，孔庚为前敌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周维藩为总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王家驹、刘少瑜为统带。不久，革命军迫于当时的形势又放弃大同，旋师于雁门关、原平、代州、广武等县休整，并决定联络西北革命军，北取包头、河套为根据地，向清朝统治较为薄弱的绥远地区做战略转移。1911年12月下旬，山西革命军2 000余人经岢岚、保德、偏关等县，进抵河曲县城。其时又有在包头从事反清斗争的杨云阶等相继投奔，遂迅速引导革命军渡河北上攻击包头。

　　绥远城将军坤岫闻山西革命军北上后惊恐万分，遂上奏云：“晋省击散余党，复聚河曲，势甚猖獗，归绥戒严，谨请旨速派重兵援剿。”并声言：革命党“先至包头,再赴归化。……包头、萨拉齐虽现驻有兵队，均极单薄，难资抵御。惟此最重要之托厅、喇嘛湾等，十分空虚，兵力难顾。况此股余党，人多器利，凶悍狡猾，更非寻常土匪可比，非有特别重兵扼要堵剿，断难制胜。若一经窜入，势必不可收拾，边局何堪设想。臣等智穷力竭，焦急万分，惟有仰恳天恩，迅饬拨派得力重兵，星夜驰赴口外分头援剿，以保边疆而固晋直屏障，边氓幸甚，大局幸甚。”[7] 此时，山西革命军不畏严寒，自河曲县踏冰过黄河，途经伊克昭盟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于1912年l月初进抵包头黄河对岸的南海子。以樊恩庆为首的清廷官吏，闻风后张惶失措，遂逃至归绥城，被将军坤岫任为归化厅同知。

　　l912年1月11日，山西革命军进驻包头镇，“一日之间，旌旗变色，全市庆祝，欢声雷动。”[8]反清的斗争，在包头镇又重现高潮。

　　革命军进驻包头后，阎锡山首先自封为“秦晋蜀北伐先锋总司令官”，并建立了革命政权，将包头、五原、东胜三地合称为“包东州”，委任杨守性（杨云阶之父，清大佘太巡检）为州官，接管地方政务；同时宣布蒙古族志士云亨为绥远城将军、经权为归化城副都统、安祥为归绥道道员，希图以此争取归化城土默特旗官兵悬旗反正。其次是安民告示，整顿社会秩序，以致市民生活和商事依旧井然。第三，对旧有官吏完全留用，凡是清朝军官投诚，每人发给500两安家银，眷属不便随军者委托教会保护。第四，不准干扰学堂的秩序。第五，打开监狱，释放囚徒，并招募精壮青年入伍，准备东攻归绥城。阎锡山又下令，全城的铸铁炉和熟食行，日夜加工铸造弹丸和烤焙干粮，以备军需之用。l912年1月15日，革命军从包头出发，沿黄河东下，意欲攻占归绥城。

　　包头未被革命军占领前，归绥城已官民失措，草木皆兵。坤岫感到形势危机，遂上奏清廷，力陈归绥城的现状、围剿革命军的艰辛和要求援兵：“窃自晋省兵变，巡抚殉节，到处人心浮动，谣诼四起。归化五方杂处，良莠难分，风声鹤唳，警报频传，报纸蜚言，肆行煽动，以致商贾居民惶惑无主。绥远一角孤城，危悬塞外，俨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查口外各厅本可无事，讵自归化巡防兵哗溃后，匪徒蜂起为乱，各厅相继告警。月余以来，我兵东西南北驰驱于冰天雪地之时，实已疲于奔命。委缘口外地势袤延，山路崎岖，头头是道，匪徒东奔西窜，防不胜防。况归绥为各厅根本之地，尤宜加意保重，民回各团只可供巡查弹压之用，仍须佐以绥远官兵。虽有后路巡防兵队分布各厅，仍恐顾此失彼。似此地广途纷，奸匪四窜，仅恃此有数之旗兵捍外防内，实属应接不暇。……仰恳天恩饬派可靠兵队，速由口外西迎痛剿，灭此朝食，以顾边局而销巨患。”[9]包头被山西革命军占领后，坤岫接二连三地上奏清廷，声称革命军“拟取道归绥，直驱居庸关，攻往北京。查归绥所属各厅，遍地伏莽，兵力单薄不敷分布。兹则大股匪徒长驱直入，实属无法抵御。危迫情状，势如垒卵，惟有仰恳天恩，饬由大同驻扎各路军队，飞速匀拨劲旅，就近援剿，以保边疆而固北京屏障。”[10]坤岫见援兵久无消息，遂复奏云：“包镇为各厅西北门户，该镇既失，归绥危险至极。兵单匪众，力实难支，两城生命悬在旦夕。惟有仰恳天恩，迅饬就近拨派重兵，速复包镇，援救归绥，以保边外全局，神京屏障。”[11]不久坤岫又上奏云：“包镇失守，归绥危险至极，请饬派重兵，速复包镇，援救归绥。归绥为西北屏障，关系至为紧要。”[12]此时，中华大地风起云涌，清廷已无暇顾及。

　　1912年1月16日，革命军兵临萨拉齐厅城下，被坤岫重新起用的后路巡防队统领谭涌发，率队协同绥远城满洲陆军步一营及炮队与西来的革命军展开激战。在革命军的勇猛攻击下，清军战败东溃，遗失辎重无数，官兵纷纷逃回归绥城。次日，革命军占领萨拉齐厅，并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编入敢死队，以壮声势；同时提取萨拉齐厅税款，以备继续东进的军需之用。坤岫闻满汉新军战败，惊恐万分，急忙召集归化城土默特旗l2个参领开会，商讨应战退敌之策。坤岫沮丧地说：“大清帝国已到存亡之际，新旧两城能否守住，全靠你们土默特旗维持，我万不得已时，只有返回北京去了。”[13]由于归化城土默特旗官兵异常反感同盟会的“驱逐鞑虏”口号，加之为了保护地方权利，反对外来势力，因此参领们在会议上都表示拥护清王朝，坚决抗击革命军的进攻。

1912年1月24日，绥远城将军坤岫令发义率土默特旗步兵营，福坦率土默特旗骑兵营，谭涌发率归绥后路巡防队，星夜向西进发阻击山西革命军。当行军至刀什尔村时，清军闻革命军已逼近，遂迅速构建防御工事，抢占有利地形，准备抗击革命军的进攻。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王家驹认为精锐的绥远城满洲新军都不堪一击，遂产生了轻敌思想，在不了解战情的状况下，冒然于次日（腊月初八）凌晨向刀什尔村的清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革命军前仆后继数次冲锋，仍不能击败清军，却损失惨重。

　　王家驹为鼓舞士气，策马前往阵前督战，被发义发现后集群枪轰击，不幸中弹身亡。自此土默川又多一民谣：“王统带跑得快，一枪揭了天灵盖。”同时也多一民间俗语：“扑刀什尔”（急切找死之意）。阎锡山见刀什尔战役如此惨烈，清军的战斗力如此之强，估计以自己的力量攻击归绥城将困难重重，遂下令撤兵，革命军经陶思浩由美岱召折往托克托城休整。革命军进驻托克托城后，以前敌总司令孔庚为首的主战派要求重整旗鼓，再战归绥城，以雪耻辱；而主退派阎锡山已探知中国政坛正在进行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山西政局也不稳定，他怕山西都督之位被别人捷足先登，加之清朝援军李奎元部已抵近归绥城，遂于1912年2月9日下令全军从托克托厅撤兵渡河回晋。日后，阎锡山当了山西省的土皇帝。至此，山西革命军北上内蒙古西部区的反清斗争宣告失败。

　　山西革命军撤离包头、萨拉齐、托克托城后，清朝的势力又卷土重来。樊恩庆复驻包头后，重整封建统治秩序，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清军追击山西革命军至托克托城后，也四处搜捕革命志士，内蒙古西部区又沦入清朝的封建统治之下。清朝绥远城将军坤岫对内蒙古西部区的统治，一直维持到民国元年（1912年）9月才被袁世凯北洋政府委派的张绍曾所取代。

　　五、历史意义及教训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这是改变中国政治面貌的一件大事。这场变革，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物。同时，它给人们带来了思想上的极大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启了新的视野。共和政体的建立，使人们不再把自己视为皇帝的“子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在此背景下，各种政党、社会团体、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社会政治生活空前活跃，民主精神普遍高涨，从而为中国日后的革命洪流打开了闸门。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一面。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梦寐以求的共和政体，虽然在表面上确立了，但它丝毫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各阶级的政治地位没有变，社会性质没有变，封建专制的内容没有变，革命的果实又落到旧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和办法去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主要表现有三点：首先，他们提不出一个明确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制度的政治纲领，故无法真正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其次，他们没有发动和领导千百万人民投入革命，找不到革命力量的源泉，因而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便觉得孤立无援和还手无力。第三，他们没有形成由一大批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故在斗争的困境中难以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从此以后，中华民族要独立、要解放和反帝反封建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肩上。

　　内蒙古西部区辛亥革命的意义和教训，总体上讲与全国基本相同，但似有以下几个特点。

　　革命意义：

　　1、内蒙古西部区的反清斗争是我国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虽地处边陲，规模较小，但有力地配合了山西、直隶、陕西等地革命军的斗争，为推翻清王朝和结束封建帝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内蒙古西部区的反清革命起义，把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而为日后的革命斗争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以前自发的革命斗争逐渐被自觉的革命斗争所代替。可以说，辛亥革命党人留下的三民主义思想火种，给内蒙古各族人民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历史教训：

　　1、中国同盟会山西分会在领导内蒙古西部区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真正把各族人民发动起来参加革命斗争，革命的力量只限于封建官吏、汉族巡防队官兵和破产农民；蒙古族除少数先进分子外，基本没有被发动和组织起来。

　　2、革命党人在起义初胜后，对清朝官吏中的顽固派抱有幻想，敌我不分，故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如包头“马号事件”和丰镇章同复仇事件的发生，就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3、革命军对于领导权的掌握缺乏清醒的认识。如“包东州”政权请了清朝官僚杨守性做州官，丰镇请了佐州幕曾厚章做分军都督。这是革命党人怯懦的本性所造成的，他们总认为自己的名望不够，难以号召民众，只好找一个旧官僚掌权，结果只能给革命事业带来伤害。需要指出，这点也是全国革命党人的通病，黎元洪取得武昌起义后的领导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4、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所谓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在内蒙古西部区反清斗争中，革命军不顾及该地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一味地宣传和高呼“驱逐鞑虏”口号，因蒙古人认为“鞑虏”二字有牵连自己的味道，故对这一口号极为反感。因此，广大蒙古官民对辛亥革命多表示冷漠或反对。如山西革命军北上包头途径伊克昭盟时，蒙古民众多从居住地避开，持一种不抵抗、不欢迎的旁观态度。又如土默特和察哈尔官兵在对革命军的态度上，站在清朝的一方，武力打击革命军，致使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从而继续维护了清朝在内蒙古西部区的封建统治。所以，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就全国范围而言基本是可行的，但对局部地区而言则不可一味地宣传，应予变通，否则只能起到它的负作用。

参考文献：

[1] 陶克陶：《内蒙古历史发展概述》，第22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7年。

[2] 南桂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2年。

[3] 《宣统政纪》卷64，第11页。

[4] 杨云阶：《辛亥绥包革命史实纪述》，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5] 《宣统三年十月十五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姜桂题电》，载《辛亥革命》（六），第1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6] 曾厚章：《丰镇民军日志》，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六）。

[7] 《绥远城将军坤岫奏折》（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见《军机处折包档》，载《辛亥革命》（六）。

[8] 方仲纯：《辛亥塞北革命纪略》，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

[9]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绥远城将军坤岫等奏折》，载《辛亥革命》（六）。

[10]《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绥远城将军坤岫等奏折》，载《辛亥革命》（六）。

[11]《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绥远城将军坤岫由大同致内阁请代奏电》，载《辛亥革命》（六）。

[12]《宣统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内阁发绥远城将军坤岫署理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大同镇总兵陈希义电旨》，载《辛亥革命》（六）。

[13]任秉均：《刀什尔战役纪略》，载《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史学研究员、图书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