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喜神
迎喜神是旧日包头地区春节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迎神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农人商户，迎神的形式也不尽相同。老包头是“初六日鼓乐迎接喜神”。清代五原厅管辖时的包头地区，则接财神与迎喜神交错进行。《五原厅志略》说：“（正月）初二日以后，经商之家，于骡马上驮纸元宝，雇乐人沿街欢迎，名曰迎财神。住家户于驼马上驮纸牌位，锣鼓喧闹，歌舞于市，谓之迎喜神。”
而《绥远通志稿》则说：“（正月）自一日起，每日按喜神方位，择一日而于郊外祀之，谓之迎喜神。祀毕，迎神而归，设位供之，至十六日始止。农人有车马初出行者，先迎神而后首途。农家迎喜神时，家人必尽驱牛马以随，厩无留者。”
迎喜神最重要的是要确定喜神的方位，旧日的皇历或宪书上通常都标注着每日喜神的方向，但通常人们都习惯上选择喜神方位在东南方向的那一天进行。因为民间传说喜神是《封神榜》中的纣王，据说他的姥姥家住在东南上，这一天纣王住姥姥家回来，所以人们就都去该方向迎接。这样就把迎神活动演变成了一个集体性的仪式。届时，乡村里头的人们三五成群，不约而同地出来，个个喜笑颜开，非常热闹。
接神的时候，要用黄表纸叠一个喜神牌位，上写“供奉喜神之位”，插在馒头上，用条盘或铜盘装上，带上其他供品和杆香、鞭炮等，去大门或院外的东南方向空地，插在小土堆上，参拜、上香、敬纸、响炮，就算接到了喜神。
接到喜神以后，要径直回家，路上与人见面，也不再说话，怕走了喜气；有的顺路还要捡拾一些柴草、土坷垃，象征财气和财宝；有的则希望别人说一些吉利的问候话。接神以后的喜神牌位子，多数要上香供在柜上，有的则予以焚烧，也表示接到了喜神。
迎喜神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家养牲畜也参与其中。在乡村，这天清晨，有的农户要把牛角涂彩，披红挂绿，牵到农田里，对着牛头焚香、烬表、燃柴烧火，牵牛转三圈后返回。也有的将自家的牲畜纵放于旷野之中，任其奔跑撒欢，揆度其意思，似乎是牛马驴骡也要接接喜气，以保持一年中的快乐心情。所以民国许寄吾在其所著《绥远的年俗和婚俗》中说：“初三或初四，牵骡马牲畜于郊外，且鸣锣鼓，沿途不绝，谓之‘迎喜神’。”
民间又传说喜神纣王好色，所以丑陋的人一般不接喜神，担心纣王不喜欢，影响喜神的莅临。民间有一句俗语说：不看你的脑袋还迎喜神嘞。是说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什么事都想干，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民俗认知。该风俗在其他地方也有。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迎喜神》说：“除夕接神以后，即为新年。于初次出房时，必迎喜神而拜之。”亦省略作“迎喜”。清顾禄《清嘉录·山川坛迎喜》：“大府择立春后丁日或壬日，喜神正南方，率标下弁卒，各陈队伍，张列兵器，迤逦至山川坛，迎祀喜神，谓之迎喜。”但其所谓喜神，未必是商纣王，形式当然也自不同。
迎喜神是对快乐的一种期盼，即使身处艰难困苦中，如果有喜神的眷顾，生活也是欢天喜地的。因此人们对喜神的敬畏是显而易见的。在婚礼活动中，常见新娘进入新家后，必然面对喜神方位端坐，任何人过来调笑、打招呼，她都岿然不动，不知者怪其失礼，实际上她是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喜神。
杨公忌
农历正月十三，包头乡间谓之杨公忌，幼时不明其寓意，问诸乡老，亦不知所云，竟妄猜作“阳公鸡”。
后读有关书籍，方知应是“杨公忌”。《协记辨方书·辨讹》曰：“世俗多畏杨公忌，通书亦多载之，谓其日不宜出行举事，犯之不利，皆因未悉其原委，故为所惑耳。”
杨公云云，据说是指宋代术士杨救贫。清梁章钜《浪迹续谈·杨公忌》引《轨论》云：“宋术士杨救贫，习堪舆术，为时俗所推，其说一年有十三日，百事禁忌，名曰杨公忌。然其日多贤哲诞生，如孔子及唐代宗、宋孝宗、孟尝君、崔信明、苏东坡之流，今用其日者，亦未蒙祸害。”
所说一年有十三日，是指从正月十三日开始，其余每月推前二日，如二月是十一日，三月就是初九日，四月就是初七日，以此类推至七月初一日，增加一个二十九日，再按八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五日的顺序类推至十二月，所以一年中有忌日十三天。
杨公忌日禁忌颇多，有口诀歌曰：“神仙留下十三日，举动须防多损失。一切起造与兴工，不遭火盗定遭凶。婚姻嫁娶亦非宜，不得到头终不吉。人生出世遇此日，劳劳碌碌得还失。安葬若还逢此日，后代儿孙必乞食。上官赴任用此日，破贼多愁主革职。”说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
包头乡间所说的“杨公忌”这天，旧时忌出门，忌大操大办，妇女忌做针线活儿。现在，这些忌讳似乎已毫不讲究了，只是到了这一天，还听到老人们说，今儿是杨公忌，仅此而已。
胡闹三官
元宵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盛大节日，届时各地都有非常热闹的社火活动。元宵节的社火一般都由三官社组织。
所谓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明归有光《汝州新造三官庙记》曰：“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说以天地水府为三元，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天官为上元，故元宵节也叫上元节。
西口外自有汉民以来，社火也随之而来，成为塞北最为红火的集体游艺活动。社火活动中都要祭祀天、地、水三官，故而办社火都要成立三官社，负责社火事务。因此，平常所谓闹元宵，在包头地区也叫闹三官，由于一味地追求红火热闹，所以也称之为“胡闹三官”。
三官社的划分是以居民点、自然村为单位的，每个村子或城镇里，往往有好几个三官社。三官社的下面还设立了秧歌社、高跷社等分支机构，分别负责各自表演项目的协调和组织。
在大一点的村镇，通常都建有三官庙，小村和居民点没有庙宇，闹社火的时候，就要临时搭三官爷棚子。三官爷棚子有非常考究的，以木头组件组合而成，精雕细刻，类似于佛龛小庙，过后可以拆卸保存；也有的比较简陋，只是用松柏树枝围成棚子，周遭扎编上红布绿叶，里面供上三官像，就是三官爷棚子了。
关于三官棚子，民国《包头市志》有较多的记载：“至十五日元宵节，自十四日至十六日悬灯彩，沿街建木棚，以祀三官，点旺火，唱秧歌，男女游观，晚间尤甚，名曰灯节……考此处之三官棚，他处无有，不知所祀为何人。而其棚制造甚精，庄严灿烂，甚为美观，各有榫窍，过时拆卸。各街各巷，各置一座。因古无庙祀神，相沿成风，在清季实为最盛，亦点缀年华之一景也。”
三官爷棚子里头一般都摆放桌子，陈设面食供品，由老道负责看管。并在旁边售卖所谓能长命百岁的线索儿等。那些没有生孩子的小媳妇儿，常常要趁人不注意，偷三官庙或棚子里的大供献，祈盼生儿生女，如果应验了，第二年闹社火的时候就要蒸十二个来还愿。有的地方还有“偷儿女”的习俗。据《绥远通志稿》载：“正月十六日，少妇无子者，密向三官神棚暗中摸索，曰偷儿女。棚内预备泥人，男女均有，皆为还愿者所送，备人偷取。如泥人为男，则以为弄璋之祥。”
至于胡闹三官的内容与形式，与现在也就大同小异，《绥远通志稿》也有比较详尽的记载：“上元日，俗名灯节。城乡多扮灯官、踩高跷、唱秧歌。各大街设棚，迎三官神像于其中。十四至十六日各晚，放焰火，沿街张灯结彩，旺火并列，歌呼动地，鼓吹喧天。男妇游观，填闉塞巷。行者如蚁，聚者如堵，尽情游戏，丙夜始归。”
因为一个地区的三官社众多，各社上街表演时，为了避免活动项目的雷同，日久天长，逐渐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拿手好戏。在街区穿梭表演时，尽力炫耀逞能，都想把对方的威风压下去，有时候就难免要发生争斗。所以旧日有俗谚说：“社火社火，叫人上火。”由此可见元宵节“胡闹三官”热闹之一斑。
转九曲
转九曲，又称黄河九曲灯会，在河西达拉特旗一带也叫灯游会，是包头周边地区元宵节期间一种颇为流行的民间社火活动，它是汉族民众“走西口”时由晋、陕等地传入的，而灯会的九曲阵，据说是来源于古代战争中的阵法。
转九曲风俗明代已有记载，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曰：“（正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乡村人缚秫秸作棚，周悬杂灯，地广二亩，门径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误不得径，即久迷不出，曰黄河九曲灯也。”京城的人们，于十六日夜间纷纷结伴出游，过桥梁，摸门钉，然后转九曲，谓之“走百病”，以求一年身体强健，百事顺利。这一风俗在各地都有通行，只是叫法稍有差异而已。
黄河九曲阵的布阵方法，是在一平坦的广场上，用361根杆子，等距离地横竖各置19根，扎成一个正方形阵图，东、西、南、北、中共分为九个曲阵。每根杆子上搁放一盏彩灯，然后用细绳子或高粱秆等按一定路线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回环往复的迷魂阵。进阵之后，只能按特定的路线前进，才可顺利出来，反之会误入歧途，越转越迷。九曲阵的中间是一根又粗又高的杆子，叫作老杆，上面的装饰，或者是麒麟送子、混元气斗，或者是盘旋巨龙，十分气派。九曲阵的正门上搭着牌楼，横挂一块巨匾，上书“九曲盛会”“九曲灯会”等字，两旁标着进口和出口，以指示游人的行进路线。
转九曲时，先由三官社的秧歌队领路，敲锣打鼓，每进一个曲阵，都要停下来，唱吉庆秧歌调，红火热闹一番，群众则尾随其后，缓缓而行。当然也有单人或结伙转九曲的，转至中心老杆处时，人们都要抱住老杆摇上一摇。俗谚说：“抱老杆，一百三。”“摇一下，活一百。”祈求长寿。妇女抱老杆，据说能保佑孩子长命百岁或早生贵子。又说谁能顺利地转完九曲，可以消灾免难，一年之中大吉大利。而如果乱钻乱跨，不按路线行走，则是不吉利的。民间有“转九曲五谷丰登，抱老杆祛病消灾”的说法。
黄河九曲阵里头的彩灯叫灯碗碗，多数由还愿的居民用任意的材料制成，安放在木杆之上，灯的四周糊上红黄紫绿各种颜色的花纸，内置灯瓜瓜或土豆等剜成的容器，添上麻油，安上灯芯，入夜之后点着，远远望去，五光十色，花花绿绿地十分好看。
包头地区，人们在转九曲时，有偷灯碗碗的习俗。比如谁家娶了媳妇，盼望生儿子，就偷个红灯；祈盼生女儿，就偷个绿灯。当然也有弟弟妹妹给姐姐偷的，小姑子给嫂嫂偷的，偷回来，放在门头上，灯光闪耀，也是一景。倘若如愿了，第二年元宵节一定要到三官社还愿，或者是糊几个灯碗碗，或者是添灯油，以感谢三官爷的赐福。
伴随着元宵节转九曲的活动，包头等地，还有转旺火的习俗。《绥远通志稿》曰：“（上元日）城乡各地，亦有作九曲灯者，于郊外旷地，结秸为阑，置灯三百六十，方十丈许，其中曲折通行路。向夕灯火齐明，五色灿烂如锦。萨、包一带，山场产炭，于灯节前垒炭如高阜，至期发之，火光烛天，数日不熄，入夜望之，状若火塔，亦壮观也。”
旧时老包头，不仅元宵节期间转九曲，农历二月二也办九曲灯会。民国《包头市志·风俗志·岁时》说：“二月二日为中和节……又有以竿支方形之灯，下连以绳，中置高竿，男女游行其中，名曰九曲黄河，亦禳水灾之义也。”禳水灾，也是祈求幸福安宁、消灾免难的意思。
填仓打窖祭仓官
填仓，也叫添仓或天仓，是祭祀仓、箱、井、臼之神的日子，在北方地区广为流行。其在正月二十日者，谓之小填仓，在二十五日者，谓之老填仓，民间通称为祭仓官。
填仓节早在明代的北京就形成了。其初只是为应节而大吃特吃，填饱肚皮。如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曰：“（正月）廿五日大啖饼饵，曰填仓。”刘若愚《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也说：“（正月）二十五日曰填仓，亦醉饱酒肉之期也。”
到清代，增加了祭祀仓神、添置粮食的节俗内容。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填仓》曰：“念五日为填仓节。人家市牛羊豕肉，恣餐竟日，客至苦留，必尽饱而去，名曰填仓。惟是京师居民不事耕凿，素少盖藏，日用之需，恒出市易。当此新正节过，仓廪为虚，应复置而实之，故名其日曰填仓。今好古之家，于是日籴米积薪，收贮煤炭，犹仿其遗意焉。”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填仓》：“每至二十五日，粮商米贩致祭仓神，鞭炮最盛。居民不尽致祭，然必烹治饮食以劳家人，谓之填仓。”
旧日包头地区也颇盛行这两个节日，是日凌晨，家家要净扫院落，在院子中央用灶灰画成方圆不一的仓房或粮窖形状，写上五谷丰登等字样，称为“打窖”。为了表示贮藏的财物盈余，还要画上梯子。然后在里面放粮食等物，用砖石覆压，烧香拜祝，祈祷一年的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小添仓要放小麦等夏收作物，老添仓则放谷、黍等秋收作物。到了晚上，凡是贮藏米面柴炭的地方，都要点灯照明，据说可以防止一年间老鼠的损害，谓之“照虚耗”。这一天，有钱的人家或商户，多数要购入粮食米面，象征有所增益；为生活所迫的穷苦农民则选择这天进城卖粮，因为粮商在此日对售粮者实行优待，免费提供丰盛的酒食，所以路上的粮车特别之多。
关于这两个节日，旧地方志也有记载。民国《包头市志·风俗志·岁时》说：“正月二十日为小填仓，又为天仓日。二十五日为大填仓，又为老天仓日。家家以灰撒地，作方圆之仓，取杂粮或银钱金玉置于其中以祭之，并于是晚置灯水缸中以祀神。”《萨拉齐县志》也说：“（正月）二十日小添仓，二十五日老添仓（亦曰大添仓），晨起焚香祭神毕，以灰画窖于院中，储杂粮。晚浮灯水缸，祭祀仓官。并于米面器中添置米面，祈丰收焉。”
包头地区的两个填仓节，妇女均忌针黹，以免扎瞎仓官的眼睛。小添仓一般吃荞面或莜面圪团儿，叫作“打窖圪团儿”；老添仓多吃烙油饼，谓之“盖窖饼子”。
填仓节吃盖窖饼子的习俗，似乎与古代的“补天穿”有关。传说上古时期，女娲曾炼五色石以补天，其补好的日子，恰在正月二十日。为了纪念女娲，人们就在这天吃煎饼，并用红丝线系饼扔在屋顶上，谓之“补天穿”。
忌 针
旧日乡村，有妇女忌针的风俗习惯。所谓“忌针”，就是妇女在一年中的某些日子，忌讳用针，禁止缝补衣服，否则会招致不幸。
各地忌针的日子规定不一，不过大多集中在正月。山西、陕西一带，认为正月初五用针，会得眼病；正月十一用针，孩子会死；正月十二用针，老鼠会咬坏衣物；正月十五用针，妇女会生奶疮；正月十六用针，人会生百病；正月二十用针，会扎烂孩子牛痘；正月二十五用针，人会生瘟病。故而以上日子妇女都不做针线活。
包头乡间过去也有忌针的习俗，从正月初一到月底，忌针的日子多达十四五天，而且说法也较多，无非是不忌针会得这样那样的病，或生育不健康的孩子等。俗谚曰：“懒媳妇儿盼正月”。正月忌针日子多，懒媳妇儿就可以少干活了。二月初二也忌针，因为这天“龙抬头”，动针恐扎伤龙眼。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龙抬头》：“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此日一过，便没有忌针的日子了，所以俗谚又说：“过了二月二，羞死个馋汉懒媳妇儿。”
妇女忌针的习俗，唐代已有，当时叫作“停针线”。到宋代，则称为“忌作”。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今人家闺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组紃，谓之忌作。”据说社日劳作，会使人变得不聪明。
忌针虽是小事，但由于涉及闺阁妇女，所以词人骚客自然要着力吟咏。唐张籍《吴楚歌词》：“庭前春鸟啄林声，红夹罗襦缝未成。今朝社日停针线，起向朱樱树下行。”宋周邦彦《秋蕊香·春景》词：“乳鸭池塘水暖，风紧柳花迎面。午妆粉指印窗眼，曲里长眉翠浅。问知社日停针线，探新燕，宝钗落枕春梦远，帘影参差满院。”黄公绍《青玉案》词：“年年社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今日江城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春衫着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
史达祖《玉楼春·社前一日》：“游人等得春晴也，处处旗亭堪系马。雨前秾杏尚娉婷，风后残梅无顾藉。忌拈针线还逢社，斗草赢多裙欲卸。明朝双燕定归来，叮嘱重帘休放下。”但当时之忌针，大概只是局限在“春秋社日”。《红楼梦》第二十回说：“彼时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闺阁中忌针，却都是闲时。”可见清代正月忌针已成为风俗。
考察忌针的起源，似乎倒不是因为忌讳，其实质，主要是为妇女休息提供充分的理由。针黹女红自古就是妇女的必修和经常性的功课，一年四季的家务活中，缝缝补补占了很大的比重，其劳动强度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容不得清闲自在。在节日期间，妇女自然也可与男子一样放松一下，但为了休息得理直气壮，合理合法，于是就创造出忌针一说。这从各地忌针日期并不统一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试想假若此日必须忌针，那么大家就一定要统一遵循。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地方忌，有的地方不忌；有的今天忌，明天不忌，有的却恰恰相反。并且即使在忌针的日子，如果确有缝纫的必要，妇女们当然会找一些破解的理由毫不犹豫地拿起针线，过后也绝不会有什么应验。对此，人们心中非常清楚。因此在乡间，大家都是以一种闲适、玩笑的心情来对待忌针风俗的。而现在，由于人们的衣着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妇女也从针头线脑中完全解放了出来，并不需要找什么理由来“偷懒”，所以忌针也就彻底消亡，成为昔年的陈迹了。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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