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国家虽然没有高铁、没有高速公路；个人没有私家车、没有手机、没有宽敞的住房和多余的钞票，但过年的氛围十分浓厚，正月拜年的阵势更是一大奇观，令人难以忘怀。

那个年代，春节的法定假期为3天，即正月初一、初二和初三，但实际通过调休或单位安排延长至5—6天，除夕上午各单位还在上班。

除夕这天，上班的人带着准备好的物品，领着妻子和孩子往老家赶，跟自己的父母过年。有的选择坐火车，有的选择坐长途班车，路途不太远且老家远离铁路和公路的，干脆选择骑“二八大杠”自行车走。

那时，敕勒川地区的广大群众大多数生活条件还不行，黑白电视机也不是家家都有。除夕晚上，风尘仆仆赶回老家的儿子、儿媳、孙子和父母亲，先把院里的旺火垒好，把大门口的灯笼点亮，然后跟父母亲边交谈边包饺子，阖家团圆，其乐融融。

正月初一早上，家家户户都吃饺子。饭后，把室内收拾得干干净净，把炕桌摆在炕中间，上面放着瓜子、花生、糖块、水果、香烟和茶具，等待前来拜年的人。那时，在单位上班的人从这天起，就会迎来成群结队的拜年者。一波接一波，室内人头攒动，烟雾缭绕，奉承的话不绝于耳，谦虚的话真假难辨，交谈声与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其气氛绝不逊色于婚礼现场。乡镇企业老板的家里也是座无虚席，热闹非凡。如果子女有考上大学、中专或已参加工作但未婚的家庭，来家里拜年走串的年轻人也会相对多一些。主人往往会热情周到地招待一批又一批拜年者，并细心观察每一位年轻人的身高相貌、谈吐水平，开始为自己孩子的终身大事动脑筋了。

初一这天，不论村镇城区都十分红火，主街上、小巷里，到处都是穿着节日盛装的身影。熟人见面，送上节日祝福，几乎所有吉祥话都用在此时。人们有在街上说笑的，有在路边放炮的；有互相观赏穿戴的，有彼此打量身高体重的；有迈着坚实的步伐去拜年的，有手里攥着压岁钱往自己家奔跑的。

初一上午，未婚青年都要提着礼品到在本地居住的伯伯、叔叔和姑姑等长辈家拜年。已婚人士，穿戴整齐后领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去。午饭过后，则是各个年龄段的“团拜”时间，人们会依据不同身份结成一个个临时的群体：学生团、青年团、单身青年团等。有工作的与有工作的，务农的与务农的，他们兴致勃勃登门逐户拜年，共同欢度新春佳节。

那时市场上没有羊毛衫、旅游保健鞋和款式各异的服装。过年的毛衣毛裤需要自己亲自动手编织，服装需要自己买上布料找裁缝做。布料以的确良、涤纶、涤卡、毛哔叽、大纹哗叽、棉布、麻布以及混纺织物涤棉和涤麻为主，颜色也比较单调。男士们戴的帽子，以蓝色的涤卡和的确良单帽为主，也有戴仿制军帽和雪花呢前进帽子的。大衣以雪花呢、毛哔叽材质和军大衣为主。鞋以黑色皮鞋为主，也有家里自做的布鞋。

穿着新衣服的人群，东家进，西家出，看看人家家里收拾得是否干净，瞅瞅红躺柜上面墙上的相框里是否出现新的照片，瞧瞧墙上贴的年画美不美，再端详一下窗棂上的窗花好不好，然后与这家成员拉家常，吃点水果、瓜子、花生和糖块，喝几杯茶水，然后再到下一家，重复着同样的程序。

正月初二，不论是嫁在本村，还是远在他乡的姑娘，都要备齐礼品、领着爱人和孩子，回娘家拜年。

过了正月初五，上班族基本都返岗了，城里与农村或村与村之间的亲戚开始走动了。记得那时的人们去亲戚家拜年时，带的是一包用纸绳捆绑、用包装纸包着、上面覆盖着一张方形红纸的桃酥或蛋糕。生活不富裕的，带的是上面有红点的白面馒头。

那时的拜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该去的地方，必须亲自去，并且必须是上午去，否则就不礼貌了，尤其是新结婚的伴侣。有的姓氏家族大、亲戚多，且又不在同一个地方住，拜起年来比较费事。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借摩托车，有的坐火车，有的坐长途班车。等走完全部亲戚家，已经过了二月初二了。

那时新婚男女拜年的压岁钱不多，有5元的，有1元的，还有几角的。遇到血缘关系远的，也有一角、二角和五角的。

土地陆续分到各家各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那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返城安置工作基本结束，各厂矿企业都在正常运转，农民都在自家的承包地里辛勤耕耘，乡镇企业初露端倪，成群结队的打工潮还没有开始，流动人口的数量也十分有限。在农村，土地没有下放之前，实行的是集体经济，过了正月初五，生产队就开始安排生产了，社员们开始忙碌了。人们称之为开门红。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家安排各家的生产经营，用不着正月里往田地里奔跑了。整个正月，人们除了互相拜年拉家常，就是玩扑克、打麻将和设酒局。今天在东家喝，明天到西家喝，连轴转。

大约到1985年的时候，娱乐方式有所改变，城镇乡村居民家里的电视机多了，收录机也进入日常生活，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人们在互相拜年的过程中，一边看电视剧，一边拉家常。年轻人还会打开收录机跟着乐曲唱歌、跳舞。动听的舞曲，优美的舞姿，引来众多过往者驻足观看或参与，掌声不断，好评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