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社火，作为中国民间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庆典活动，尤其在北方地区盛行。其起源与古代祭祀、农耕文化和民间信仰密切相关，是将对土地神的祭祀与火崇拜结合的综合性民俗活动。相传“社”指的是土地神（社神）的祭祀活动，而“火”象征光明、驱邪与生命力。古代人民通过祭祀土地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火祭仪式则被认为能驱赶灾厄，如瘟疫和野兽。社火泛指春节期间的民间娱乐活动，将鼓乐演奏与场地杂耍演唱融为一体，参演人数可多可少，在表演形式上灵活多样，在内容上丰富多彩，在晋、陕及内蒙古西部地区主要有踩高跷、扭秧歌、舞狮舞龙、跑旱船、打霸王鞭等传统表演项目。

上麻花尧村是个不过百人的小村落，但村里办社火的氛围在邻村间可是出了名的。据村里的老年人回忆，上麻花尧村在民国初年就有了小型秧歌队，参演一些不限表演人数的项目，如猪八戒背媳妇、背锅骑驴、老太太划船等。到1930年后，随着一家姓潘的三弟兄从保旦尧村迁入上麻花尧村，村里社火的办会规模与演艺水平才有了提升。

通常，办社火会所需物资多由村民募捐。那时潘家是富户，便承担了全部物资。一过腊月二十三，潘家管家便和村里几个爱热闹的人开始筹备办会，在潘家四合院外南墙边搭起三关社彩棚，里面摆放着香炉、供品，供奉着神位。从大年初一开始，每天按时上香响炮。大年初一凌晨，村里懂星象的人便开始观察星象，确定喜神的方位与降临时刻，随后家家户户便携带供品、香火举行迎喜神的仪式。村民们将香火拢成土堆点燃，插入香火后鸣炮，祈愿一年四季平安祥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紧接敲锣打鼓将喜神迎回各自家，再去三官社集中祈祷。这天，村民们把自家的骡、马、牛等大畜牵出来摘去笼头、缰绳让它们自由狂奔。

到了正月十三，年味红火时社火也进入了高潮。社火的高潮从正月十三开始，至十六结束。通常是正月十三踩街，十四、十五、十六连续三天秧歌队逐门逐户拜年送祝福。锣鼓大镲进院，驱赶邪灵、喜迎吉祥。通常各户东家为表示心意，都会赏赐谷子二斗，或是炒米、油圐圙等食物，供演出者中途充饥。打赏的粮食以糜子、谷子为主，以斗作为计量单位。收到的打赏会罢后全数入账，不作分红，只作供奉三官庙、龙王庙等庙上的一切开支。如有收不抵支时，由主办者潘家补上。

二、秧歌队的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麻花尧村的社火活动以跑圈秧歌为主。那时的秧歌队没有女性参与，便由男性男扮女装，三人一组，一男二女，称为踢鼓队。他们的场上表演十分精彩，女的耍云手，走八字，扭腰曲腿，半座跑圆场，样样娴熟自如；男的踢飞脚、放八叉、蹲马步，技法娴熟，相互配合默契，演技犹如专业人员。1950年，经过土地改革，潘家再无力兜底办会，潘四也不再成为会首，但这种自愿集资办会的村风民俗一直持续至今。1952年，各村响应上级区、乡公所号召，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让农村文化建设焕发出勃勃生机。于是，在善丹尧乡公所的指令下，一支霸王鞭大秧歌队组建成立，全村男女都积极参与，很快这支队伍便成了以上麻花尧村民为主、邻村人参与的霸王鞭大秧歌队。秧歌队成员来自多个村庄，共计二十多名男女青年。他们个个聪明伶俐，有文化、善理解，且服从教练指导。表演道具霸王鞭由村里的木匠师傅亲手制作，选用桦木扒江棍，长三尺二寸，中间四寸为手握柄，两头各凿三个口，口内装两个铜钱，用铁钉串住，表面涂以红绿油漆，绘有精美花纹，两端还拴着红绿彩绸，摔打起来声音清脆响亮。

在上麻花尧村的文化群体影响下，保旦尧村委会于1964年以后，曾多次组织文艺宣传队，又邀请了二人台老艺人何生荣为传承二人台演艺举办了学习班。通过短暂的学习，队员们很快就学会了二人台诸多剧目并登台表演，演绎了《打金钱》《牧牛》《走西口》《五哥放羊》《皮筋顶灯》等五十余种传统剧目。他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周边十里八乡群众的热烈欢迎，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2015年，由村民王全官、王金锁牵头，组建了“上麻花尧村文化大院”，有文艺特长的男女村民黄小奴、侯秀、张改转、帅巧素和王虎官等人积极参与，经上级文化主管部门认证验收后，配发了各种乐器音响和必要的桌椅板凳，在院长王金锁、编剧兼导演王全官的精心组织下，文化大院很快有了起色，多次参加镇、旗两级文艺汇演，其中多个自编自演的节目得奖，特别是2017年以来的新农村建设，国家投资在上麻花尧村新建了将军尧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从此文化大院有了活动场所，他们每到年关办社火组织秧歌花鼓队，农闲时经常组织坐腔演出，成为一支活跃村民文化生活的有生力量。

三、上麻花尧村的来历

上麻花尧村隶属于包头市土右旗将军尧镇保旦尧行政村管辖，是一个人口不足百人的自然村。将军尧镇境因曾属准格尔旗管辖，亦称准格尔地。至今，仍有一些老者在街谈巷议中，总要炫耀一番准格尔地曾经发生的那些往事。

准格尔地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晋陕饥民“走西口”逃荒求生的落脚地。据老者相传，同治初年，保旦尧村一带是蒙古族牧人巴喇丹的牧场，巴喇丹效仿兵州亥村汉族人的房屋，在保旦尧村北搭建了土木结构的固定式房屋，后因黄河大水出岸主河道南移，巴喇丹的房屋被河水淹没后坍塌。几年后的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华北地区发生前所未有的丁戊奇荒，经过三年饥荒的磨难，巴喇丹失去了牧畜，生活陷入困境，后不知去向。巴喇丹为藏语，有高大强壮之意，多用于人名，当时蒙古族人笃信佛教，盛行由召庙喇嘛起藏语名，以图吉祥。历经三年丁戊饥荒，晋陕饥民为求生计，如潮水般涌入边外的准格尔地。在这次移民潮中，山西河曲人史五、贾澜迁入，几年后，托克托厅的范大红和高三等人也相继移居保旦尧，他们按照传统习惯，用最早居住在这里的巴喇丹的名字作为村名，并一直沿用至今。不过，从清代的“巴喇丹窑”演变为民国时期的“保尔旦窑”，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又演变为“保旦尧”，尽管书写形式有所改变，但读音上人们始终保留了儿化韵的“保尔”特点。保旦尧形成村落后，李猛扣一家从托克托厅境内迁至保旦尧村东的沙丘地带居住，蒙古族语称沙丘为“茫赫”，后随着汉族移民的逐渐迁入形成村落，于是取“茫赫”的谐音“麻花”为村名。在上麻花尧村东北1.5千米处至今仍有沙丘分布，沙丘顶端有一鹅卵石堆。自清代中叶以来，这里一直是当地蒙古族居民祭祀神灵的脑包。2018年春，一村民在脑包的沙丘下放羊时，偶然发现沙丘南坡下露出地面的巨石。他用羊铲清理石头上的泥土，发现了一个30公分深的凹槽。在凹槽底部的泥土中，他发现了一枚锈迹斑斑的黄褐色元宝和数枚铜钱。这一发现与考古学中关于金元宝分布和研究的资料相吻合，很可能是当年堆筑脑包时压在莫尼弘旗杆下的“宝物”。宝物一般包括元宝、铜钱、玉器和五谷等，由当时信奉者募捐，由喇嘛诵经开光后压放。元宝的质地有金、银、铜和青铜之分，按此次出土的元宝的体积大小考证，应该是铜质元宝。在上麻花尧村西南1千米和1.5千米处，还有两个同样以“麻花尧”命名的村子。为了与上麻花尧村区分，故而取名为“下麻花尧”村。其中位于中间的那个麻花尧村，人们为了便于区分，在村名前冠以村中大姓，故而称为杜家麻花尧。李猛扣租种了板定圐圙村北准格尔新召的100亩缮召地，这块地至今仍被板定圐圙村的人们习惯地称为“猛扣圈子地”。继李猛扣之后，先后有两户王姓人家分别从萨拉齐厅的三道河村和毛岱村迁来。民国时期，又有潘姓从保旦尧村迁入，张姓从粮地迁入。直到现在，上麻花尧村的居民仍是这几户人家的后裔。每到年关，外出打工的人不约而同地踏上归途，回到那片熟悉的故土，走街串户、互致问候，传递着新年的祝福。春节期间，全村的同龄人总会依照祖上的习俗，围坐在一起，共享几顿打平伙饭，寓意着村里人无论贫富，皆能平等相待，共饮暖心的烧酒，畅谈知心话，那份欢乐与融洽，真是难以言表。他们还会击鼓鸣锣，欢快地扭上几天秧歌，直到社火活动圆满结束，这个春节过得才算完美。

在上麻花尧村南约500米即萨托公路与团结渠交汇处，有一座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木结构公路桥，桥拱高一丈二尺，气势如虹。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类似的桥梁对于连接偏远地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被当地人们夸张地称为大桥。其实仅仅是一座宽6米、长10米的过渠桥。此桥经1970年改建为混凝土结构，2000年后又另辟新路建桥，其规模有所增加，此桥因距三个麻花尧村较近，人们俗称麻花尧大桥。

1980年，下麻花尧村的刘保在闲暇之余，来到桥头摆起了碗托摊，这碗托，是他自幼在准格尔旗南部五字湾学得的传统手艺，正是这看似不起眼的传统小吃，却悄然诱发了后来麻花尧大桥集市贸易的繁荣。继刘保之后，善旦尧村的杨福在此搭建起简易房屋，既为过往行人售卖烟酒干货，又让冬季在此等候班车的人们得以歇脚取暖。不久，麻花尧村的高尚义瞅准商机，在此征地建房，重新开设祖父高起忠曾创办的“宝源隆”商号，还邀请王如升题写了“宝源隆商行”几个店面大字，商行售卖糖酒副食等日用商品。其后，乡政府倡导各村经商者来大桥附近投资开发建设。不过几年，大桥四周的商业铺面便初具规模，逐渐成为将军尧镇境内重要的商业购销中心。就是这座大桥，曾让许多外埠客商产生误解。他们从萨拉齐乘班车来到麻花尧大桥下车后，却怎么也寻不见心中期盼的大桥模样。他们本以为，即便大桥并非横跨江河之桥，也绝不该是这般小的过渠之桥，实在难以理解竟冠以“大”字来描述。其实，这里乃是“小村不小，能聚群龙乡贤，福泽千家；大桥不大，可通天南地北，财进万户”的人杰地灵之地。（本文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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